後工作時代:是工作狂或者不工作狂?

當工作和休閒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的時候,一個“後工作時代”開始降臨。在“成功”、“勤力”等工作價值再次得到強化的同時,“快樂”和“休閒而富有詩意”正在成為衡量工作價值的新尺度。

2004年1月29日,大年初八。當廣州某公關公司的職員尚歷歷興致勃勃地上班打卡時,赫然發現同事中一下子少了幾個熟悉的舊面孔,又多了一些陌生的新面孔——這種情況絕不僅僅發生在公關公司。事實上,春節的七天長假已成為許多人辭舊履新的休整期,在一些傳媒業、IT業以及銷售公司里,一年過去員工名單總要被更新一次。

但真正讓尚歷歷眼紅的,不是自己的死黨Lisa跳了槽,而是這傢伙乾脆就辭了職,拿著一筆豐厚的年終獎金到馬來西亞去曬太陽了。Lisa臨走前還不忘記給歷歷打一電話,調侃她說:“怎么還不上岸啊?天天朝九晚五多辛苦,是時候該修身養性了。人又不是機器,哪能老轉不休息呢?”

“不想工作”顯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託詞,其背後包含著全新的工作態度。我們身邊大量觸手可及的事實表明,中國人的工作觀正在發生著巨大變化,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把工作看成被動的營生差事,他們在瘋狂工作的同時也最大限度地享受工作給他們帶來的自我實現的成就感;而同樣越來越多的人則相信,工作並非生活的全部意義所在,他們開始玩命工作後又迅速逃離工作,逃離辦公室生涯的壓力,在一番優遊度假或緊張充電之後,重新披掛上陣。都市職業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嚴肅認真地開始重審自己的工作與生活,在“成功”、“勤力”和“自我實現”這些基本工作價值再次得到強化的同時,“自由”、“快樂”和“休閒而富有詩意”正在成為衡量工作價值的新尺度。

人,詩意地工作著

多年以前張艾嘉唱出的一曲《忙與盲》,於簡單平實中道盡了都市職業女性上緊發條般膠著無序的工作狀態,然而這也正是現代人真實的寫照,有多少人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忙”究竟是“盲”還是“茫”?

根據2003年的幾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在工作中普遍承受的壓力過大:2003年7月,北京零點調查公司發布《2003年白領工作壓力研究報告》顯示,41.1%的北京白領們正面臨著較大的工作壓力,61.4%的白領正經歷著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勞;同年8月,上海交大人力資源所的一項調查稱,50.8%的女職工與49.2%的男職工壓力過大;9月,香港專業教育協會的調查發現,63%以上的教師壓力較大,而10.76%的教師甚至感到了極大的壓力……而在同時期網易一個有4530人參與的關於“無性婚姻”產生原因的調查顯示:100人中,認為由於工作壓力太大的占到了33.4%,強大的工作壓力已經成為了無性婚姻的“頭號殺手”。

其實,只要回顧一下近20年來中國人走過的歷史,就不難理解為何僅僅在30年前還能樂呵呵吃大鍋飯、混工分的中國人為何在今天都成了“高壓人群”。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便是下海浪潮、地產虛熱、行銷(傳銷)神話、台商遍地、海歸(外企)高價、網路泡沫以及2003年爆發的非典恐慌……中國人的工作環境的更迭周期已越來越短。比如在1999年網路升溫時,一名北大計算機系的大二學生堅信自己畢業後將會迅速地成為網路新貴,月薪過萬,然而到2001年畢業時他最多只能拿到5000元不到的薪水,並且還有可能被迫轉行。世界變化如此之快,匆匆趕上變化腳步的中國人,恐怕很難有機會能停下來審視自己,問一句:“我究竟為何而忙?”

其實放慢腳步的鋪墊早在2003年之前就已經做好。越來越向世界敞開懷抱的中國人,在經濟發展、眼界開闊的基礎上,開始接受“life style(生活方式)”這樣的舶來詞語。一個在上世紀90年代初去法國念書的朋友曾經這樣描繪他所看到的歐式生活:“你絕不能想像原來法國人最享受的是過鄉村生活!在周末,他們都喜歡去巴黎郊外的小鎮休息,年輕時若勤勞工作,年老後就有豐厚的退休金,可以從容地享受生活。而即使是年輕人,社會的每個階層都分化得很完善,沒有人急吼吼地過日子。”

中國房地產商人在舶來了“人詩意地棲居”這樣的準地產概念和“法國小鎮”、“英國別墅”、“北美莊園”等似是而非的“歐陸風情”的同時,也將各色倡導享受的“life style”帶進了中國人的生活。城市裡林立的咖啡館、西餐廳、休閒會所,都是以情調的名義告訴中國人:慢一點,再慢一點。於是,詩意地棲息,自然少不了應該與詩意地工作相匹配。慢一點,那就需要更多的時間去享受,更少的時間去工作。問題是,在如此激烈的競爭與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這個可能存在嗎?“不想工作”雖然是潛伏在每個人內心深處的願望;然而真正選擇不去工作的恐怕只有街邊潦倒的流浪漢,受過良好教育的新一代職業人也許只能以更靈活的方式去舒緩“不想”與“必須”之間的矛盾;用嶄新的工作觀,去解決我們時代里“忙”與“盲”的問題。

瘋狂跳槽和逍遙單飛

在世界最敬業的日本人中,3個大學畢業生中會有1個在1年內離開第1位僱主;而全世界成長條件最穩定的美國“X一代”( 出生於1964年到1983年之間),他們同樣表示不願意在同一家公司工作5年以上。中國青年也好不到哪裡去,2002年北京一家調查公司的資料顯示,截止到2002年7月,仍有76%以上的職業人士希望自己能換一份工作;而有43%的人則希望自己能在最近的1年內找到更為理想的職業;只有38%的人選擇了對目前的工作狀況感到滿意。而資料更顯示在有5年工作經歷以上的人士中,有在3家以上企業工作過的人占到了調查總人數的33%。

數據最能表達大多數人樸素的想法:既然企業已經不再像我們父輩那樣為員工提供一個穩定一生的僱傭制,那么員工也放棄了對僱主無可置疑的忠誠。工作中的“包辦婚姻”已經不再存在,這是一個“自由戀愛”的時代,所以難怪讓一些喜歡新鮮的年輕人處處留情。多一些嘗試也是好的,至少多一些體驗,選擇面可以更廣。在一些特殊的行業里,比如廣告、媒體,半年或一年基本上就是一個員工的使用周期。一些超級喜歡挑戰自我的年輕人不僅在圈內跳來跳去,甚至飛到了行業外。上個月看到還在做文案,下個月就在推銷保險,叫人佩服他們的想像力與適應力。

不過,頻繁的跳槽已經引起了企業的反感,尤其是一些被離棄的公司會擔心你帶著商業秘密去尋找新東家,因此被看做是沒有責任心和穩定性的表現,一些大企業在招聘時明文寫出:謝絕頻繁跳槽者。但是愛跳的人還是存在著,聽朋友說起過一個狂人,跳槽頻繁到已經有一幫獵頭靠他養活——或許在頻繁的跳槽背後,新的工作觀認為:穩定性是次要的,刺激、挑戰才更重要。

跳槽這一行為無疑是對被動工作僱傭關係的挑戰。但真正完成由僱傭工作制向自主工作制轉變的卻是SOHO族。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族在今天據說已經Out,可能恰恰說明這一方式已趨常態。其實SOHO之興起,全是托“第三次浪潮”的福。20世紀80年代,被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命名為“第三次浪潮”,以電子技術、生物工程等新興工業為基礎的新經濟衝擊著傳統企業,代之而起的是兼職和臨時性的工作──企業結構已從傳統職位劃分快速轉換為以完成任務為主旨的彈性結構。這意味著經由電腦科技,在可以實現遠程操作與彈性的工作時間安排後,組織與員工的關係開始變得鬆散。

在新經濟之下,那些有一技傍身的懶人們開始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也就是SOHO。當然,他們的技術不是修電腦或安裝空調機,而多半都是跟高科技、金融或藝術類相關的高含金量技能。這批驕傲的人,終於迫不及待地甩下了領帶,高喊著“不想工作”,不想去趕朝九晚五,在自己的SOHO里接單幹活,過起了睡到自然醒的幸福生活。

SOHO族也有兩類:一種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時不時接一單活,剩下的時間種花也好充電也好見客戶也好拍拖也好,總之是隨意安排,閒散過日子;而另一類則是階段性SOHO,接一單活,開足馬力做出來,拿到酬勞後便出去行走、自駕或野營,遊走在都市與野外之間,把握人生的不同狀態。

SOHO族還催生了一系列好玩的職業頭銜,帶著創新,傳遞著一個自由人在各種狀態中遊刃有餘的信息,比方說在平面設計、雜誌、電視以及漫畫出版方面四處逢源的香港文化人歐陽應霽,他的Title是:跨媒體創作人。

自我拓展和培訓超人

你今天充電了嗎?這已經不能算是流行語,因為已經被說過太多次。中國人好學、迷信證書多於能力,喜歡趕潮流、一擁而上……而越來越多的培訓班正是在這樣的心態下被催生。

在培訓市場火爆的背後,是“培訓絕對是一種投資,可以帶來巨大回報”的理念,而這種觀念也已經被絕大多數的企業和職業人士所認同。據說,IBM在中國一年的培訓投入就是1000萬美元。對此曾有人提出減少培訓支出的意見,但當時IBM表示:“如果我每年不花這些錢去培訓,可能一年只能有4億美元的收入;而現在,我們在中國一年的收入是8億美元。”

調查表明,1991年全國培訓機構是以政府類型組織的技能培訓為主,數量僅4000餘家,而2000年全國各類培訓機構達到38000家。2000年中國的培訓市場是100億元,2001年是300億元,2002年更是達到了500億元之多!如此的數據,意味著無限的商機,也意味著更多培訓公司的分化組合,名牌培訓機構將會搶占更多的市場份額。

而對於上行社會態勢蓬勃的中國現狀來說,不斷的充電與接受培訓一方面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而另一方面也是介入更高層次名利場的絕好機會。在培訓場外見到越來越多的是泊在一邊的各種名車,而培訓的費用也不斷升級,一門由名師主講的管理學課程學費可以上萬,儘管這樣,仍然被擠破了門。除了這類高級別的培訓外,各種電腦軟體的技能性培訓班更是層出不窮,幾百元錢就能學會一門技術,也算是對全民的電腦操作普及。

但是市場大,並不意味著培訓業的成熟。目前國內的企業或個人在參與培訓經常會有一種盲目性,沒有一個以合理開發自身人力資源為目的的整套培訓計畫;又或者很多教授管理學的培訓師是“學院派”,缺乏實戰經驗,無法針對企業的具體問題提出實際而有效的解決方案;更有一部分技能的培訓班為了降低學費門檻,用較少的設備或請資格不具備的老師來授課……這些都造成了國內目前培訓業的良莠不齊。

多一門技能,也就是多一種選擇。一些新生的培訓班已經不再局限於管理、財經或電腦類,動畫製作、烹飪、潛水甚至布藝手工……一方面,渴望發展空間的精英人士期待著更為權威、含金量高的專業培訓,讓自己的能力得到更高提升,獲得上行的通行證;而另一些有著閒情雅致的享受派也希望培訓市場上能出現更多有個性、有情趣的培訓,在不想工作時,還能養身怡情。

在後工業時代里,潛藏在培訓背後的心態也多元化了。一部分人是真心希望自己的技能有所提高,或開拓工作的新局面;而另一部分人則可能只是把高級培訓班當作是換種形式的名利場。去做過高級管理培訓的上海某公司銷售主管Ken,培訓課給他留下的印象是:“老師是海歸派,課講得很幽默,同班都是公費的,光是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工作的體會,相互交換一下資源,這個學費就值回了。”這個學費指的是一個雙休日3000元,而上課的地方是一個頗上檔次的度假村。

多元化還表現在有一些人進培訓班“學”也是為了“玩”。正是因為後工業時代里有著“快樂工作”之本,才會有更多有著閒情雅致的享受派模糊著工作與生活、學習與玩樂之間的界限,培訓是充電也是休息。

工作狂或者不工作狂

總有一些人不能丟棄工作,就像總有一些男人老是在外面左右投情,卻無法丟下自己的那一個家。工作或許比婚姻更能給一個人帶來安全感——男人尤甚。它提供給你一個確切的社會地位、一種安定的身份、一種被需要的矜貴感以及每天清楚明白可以奔去的一所去處……因此,對於完全工作狂來講,工作就是他/她的第一生命以及最好的春藥。你怎么可能叫這樣的人放棄工作?

因此工作狂的新工作觀可以解釋為:選我所愛,愛我所選。假如一定要投入,那一定要忙並快樂著。Cross是一名狂熱的網路遊戲愛好者,早在念大學的時候,就已經“我為網狂”;畢業後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去一家知名的遊戲公司,應聘的職位是遊戲測試。每天的工作就是玩各種新開發出來的遊戲,檢測其中可能存在的BUG,再與同事們一起用程式修正這個BUG;雖然常常昏天暗地地“加班”,但對Cross而言,不過是重溫大學時代在機房混戰通宵的經歷。幾乎一天有14小時混在公司,Cross算是工作狂人,但他卻覺得自己的青春期延長了,並且從這份工作中,找到了樂趣。

當然,遊戲測試畢竟是很特殊的工作,大多數工作狂人需要從自己的工作中挖掘樂趣,這就是所謂愛我所選。只要沉浸其中,就不難發現自有一番天地,樂在其中,畢竟,連英特爾的總裁葛羅夫都曾說過,只有偏執狂才能存活。

別因為一說到偏執狂就避之惟恐不及,事實上,正是那些可愛的偏執狂們首先消解了工作和休閒、責任和快感之間的界限,實現了將工作中的異己化成分向人性化的層面轉化。

一個周末,女友約我去一家新開的咖啡店嘗鮮,一坐定,才發現原來老闆是我們都認識的朋友……寒暄一番,自然又厚著臉皮拿了張貴賓卡。事後,回家我翻了翻自己的皮包,大概有40%以上的優惠卡都是周圍的熟人、朋友或朋友的朋友開的店,為什麼大家都喜歡上了當老闆呢?

看看暢銷書架,或許能說明這個問題:美國作者保羅·傑帝(J.Paul Getty)在《如何致富》(How to get Rich)這本書中提到:“你必須為自己賺錢,為別人賺錢,你永遠無法致富。”這個先知卓見,正在被熱烈印證中,因為在美國每10秒,就會有一個人轉而從事為自己工作的事業,過去14年來從600萬人增加到3200萬人,而在進入後工作時代的中國,顯然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這一點。

開一家特色店,對於有想法的人來講,或許是張揚個性的一種方式;而對於一些藝術工作者來說,說不定在店裡還能實現自己的藝術創作——自己設計服裝、家居、裝飾品……這樣的例子北京有“自由馬”,廣州有“天一良品”,還有在全國各地都有分店的“食草堂”,到後來就成了自己的品牌。這究竟算是一項工作,還是一種創作?有事業、有自由的時間,還有品位,他們是“三有階級”,也是有資本說“不想工作”的人。

還有中間派,那些兼職開店的懶人,既放棄不下傳統工作的穩妥,又想給自己的生活加一些新的樂趣。他/她都有自己穩定的正職工作,店一般請自己的親友做著日常管理,空暇時再來轉轉。在後工作時代里,他們既保留著“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的傳統,又向著“為自己賺錢,逍遙生活”的理想探試與摸索。在他們那裡,工作狂和不想工作狂,其實本來就沒有區別。(毛譯敏)

來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