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點：魯迅在日本人身上學到了有利於中國人的品質，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鬥士，他是只考慮自己民族的好壞，而不在乎其他國家的盛與衰，興與亡的。
近年來，在形形色色的批判、污衊魯迅先生的言論中，最為犀利，也最為惡毒的一種是指責魯迅一生，尤其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從未罵過日本人，甚至還和日本友人密切來往，因此是所謂的“漢奸”云云。更有甚者，將魯迅的《提三義塔》中“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搬出來大做文章。由此我們得到三個問題：
1、魯迅為什麼很少罵日本人？
2、魯迅真的沒有罵過日本人嗎？如果有，那是怎樣的一種罵？
3、魯迅為什麼在“九一八事變”，國人受辱之際，依然結交日本朋友？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魯迅並沒有理由不罵日本人。
先來分析魯迅出國留學的原因：從《朝花夕拾》中《父親的病》一文不難看出：魯迅對所謂的中醫醫道已經抱有很大偏見，他不願再將人們的生命交付給毫無科學根據的迷信與藥方，於是出國留學的目的十分明確：學習西醫。然而當時由於西洋各國大都路途遙遠，路程耗費巨大，個人難以負擔得起，而魯迅正值家道中落，生計艱難，只有日本路途近，花費少，因而只好作此選擇。所以魯迅去日本留學純屬無奈之舉，並非心嚮往之。再來看魯迅日本留學時的經歷：“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這是魯迅初到仙台就學時的情景，“物以稀為貴”極含有諷刺意味，想必深明睿智的魯迅也早就意識到，自己受到的優待背後，不是尊重，而是更加深刻民族歧視。“‘你改悔罷！’……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日本學生公然挑釁是再明顯不過的了，難道當時的魯迅會無動於衷？一定不會，反而通過接連不斷的對弱勢種族的歧視，已經使魯迅漸漸明白：救活幾個垂死的病人，並不能挽救一個弱小、受人踐踏的民族，使之強大，使之自由。加之之後的“看電影事件”，才更加堅定了魯迅“棄醫從文”的思想。在吶喊自序里魯迅曾鏗鏘地道“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作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不要忘記在東京時的魯迅正是因為不滿清國留學生的作為，才轉到仙台的。由此可辨：國人的一些卑劣品質一直深深印刻在魯迅的腦子裡，時時提醒並引領著他的戰鬥方向，而到日本留學的魯迅完全是以民族利益出發，他在日本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祖國有一個好的前程。至於日本，作為魯迅本人，確是懷有出自於一個有血有肉的炎黃子孫深深的憎惡的。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魯迅與藤野先生。有人說是藤野先生改變了魯迅的日本觀，其實不然，魯迅的日本觀一直屹立在他的心中，沒有動搖過分毫，那么藤野先生改變的又是魯迅的什麼呢？
在魯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可以說是深情地歌頌恩師，那么藤野先生與魯迅的關係也一定不一般。但是，讓我們看看魯迅在藤野先生的回憶中，又是什麼樣子：“不幸的是那時社會上還有日本人把中國人罵為“梳辮子的和尚”，說中國人壞話的風氣。所以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也有這么一夥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它當成異己。”可以肯定，魯迅在仙台留學的日子並不好過，是始終受人排擠的。然而，根據當時魯迅就學的仙台醫專規定，班主任需負責管理諸如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習內容指導、考試成績的統計以及教室的整理和保管等很多方面內容，也就是說，藤野先生對魯迅所作的不過是身為一個班主任的基本職責。“我所做的只不過是給他添改了一些筆記。因此被周君尊為唯一的恩師，我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連藤野先生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不難看出魯迅在回國之後對藤野先生的讚美鑿實有些誇大其詞了。藤野先生只是平常對待，而魯迅卻受寵若驚，也不難看出魯迅在仙台學醫時的受辱遭遇。再看這一段話：“如果是畢業生的話，我會和他們一起拍紀念照，可是一次也沒有和周君一起照過相。周君是怎樣得到我這張照片的呢？說不定是妻子贈送給他的。”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重點寫了藤野先生贈送照片一段，而事實卻與此有很大出入，這不禁使人們想到《朝花夕拾》小引中的內容：“與實際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魯迅為什麼會“記”成這樣，我們還要深究到魯迅寫作此文時的背景：作者於1926年10月22日在廈門大學的圖書館寫下這篇回憶性散文，當時正值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進入高潮時期，也是魯迅世界觀發生偉大飛躍的前夜，這年秋天，魯迅被迫離京，來到廈門，他曾在信中說道“我來廈門，雖然為了暫避軍閥官僚‘正人君子’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幾時，使有些準備。”可見當時魯迅正處於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整理和解剖自己思想的階段，總結鬥爭經驗，以迎接新的戰鬥。在這時回憶藤野先生，也是回憶自己棄醫從文的全過程，他正在整理思緒，以最初的決斷要求自己，束縛自己寫作的道路，明確方向，那么寫作此文的目的也就在明確不過了。相片既非藤野先生親贈，魯迅卻對這相片珍惜若此，那么他真正珍惜的也更多是藤野先生有利於中國人的品質，推而廣之，就是日本人有利於中國人的品質，而不是藤野先生本人。
魯迅的成功在於他能夠清楚地判斷國家、人民需要的是什麼，在他回國從文期間，他也銘記真正地改變國家，不是靠把敵人“罵倒”，而是要把自己人“罵醒”。魯迅深知：罵日本人，並不能使一個已經倒下去的民族重新屹立，罵日本人，也並不能顛覆整個日本。
魯迅結結實實地罵過日本，只是這種罵，不是流氓吵架，亦不是悍婦撒潑，更不是毫無道理，亂罵一氣。這是深刻的揭露，這是無情的駁斥，這是威然的抨擊。這種罵，罵倒了日本，也罵醒了中國。
【一】日本侵略者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大肆屠殺中國百姓，黨國軍隊不出兵抵抗，卻也慘遭日本軍隊的致命襲擊，魯迅在億萬國人中凜然屹立，罵出混雜著中國的氣血男兒不屈精神的極盡諷刺的辛辣語句：“不料帝國主義老爺們還嫌黨國屠殺得不趕快，炸得炸，轟的轟，稱人民為‘反動分子’是黨國的拿手戲，而不料帝國主義老爺也有著妙法，竟稱不抵抗的順從的黨國軍為‘賊匪’，大加以‘膺懲’冤乎枉哉，這真有些‘順’‘逆’不分，玉石俱焚之概了”
——《“知識勞動者”萬歲》
【二】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而以日本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就藉此機會大肆提供屠殺中國反侵略者和共產黨的武器，魯迅對此種“以華制華”的卑鄙手段可謂是深惡痛疾，用犀利的文辭無情地揭露：
“我還記得，當去年中國有許多人，一味哭訴國聯的時候，日本的報紙上往往加以譏笑，說這是中國人‘以夷制夷’的老手段。”
——《以夷制夷》
“只要略有知覺的人都知道，這會學生的請願，是因為日本占據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而國聯正和日本是一夥。”
——《友幫驚詫論》
這樣的罵，令對手原形畢露，令肆意張狂的醜惡事實浮出在昭昭之下。這樣的罵法，不正是魯迅的風格嗎？然而，斥罵者是魯迅，魯迅不是滿口喊著愛國卻從不肯付出行動的“正人君子”，更不會只寫些對族人毫無幫助，單純抒發自己的一時之憤的壯懷詩歌，他在痛罵日本人罪惡的同時，也在批判國民黨反動派嗜殺手足的冷血與殘酷以及愚蠢的國人。民主戰士魯迅把他的公正體現在為國人、民族好，而不為對手壞上。罵外的時候少，罵的時候卻直指對手原形，看似捎帶卻實在強調中國人無知是魯迅的本意——為百姓好，真正的好，而不是痛罵對手壞來襯托起自己（中國）一個虛假的表象。換言之，魯迅是借侵略者之惡而深省，借令全國人民憤慨的事實作為批判中國人惡劣品質的依據。這樣的批判，才是富有價值的批判，才是應被銘記的批判。
儘管魯迅仇視日本侵略者，仇視日本民族的劣根性，然而他對友情的要求卻是無國界的，魯迅曾去日本留學，交幾個要好的日本朋友當然不足為奇。然而回國之後的魯迅並沒有為了國家之間的矛盾而拒絕友誼，相反，他一如既往，類比藤野先生，今人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朋友之所以成為魯迅的知交，源於他們身上一些值得魯迅，甚至全中國人學習的品質。這樣的品質，僅僅局限於魯迅的日本朋友，和魯迅的日本觀是兩碼事。具象地說：魯迅憎惡日本侵略者，卻欣賞某些日本人。
至於魯迅《提三義塔》一詩還要聯繫背景來看：一二八事變爆發後，日本人西村真琴在上海被炸毀的民房中發現了立在斷壁殘垣上的一隻鴿子，於是將它帶回日本並飼養了起來。鴿子離開故土，抑鬱而中後，西村真琴便把這隻“三義鴿”鄭重葬埋在了他家庭院中的一棵紫藤樹下，為顯誠意，還特意寫信給魯迅先生，要魯迅先生為此提詩，最終得到了這一橫卷。由此可知，魯迅寫作此詩的目的是受人所託，對象是西村真琴。所以，《提三義塔》中的動人詩句，尤其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兩句，也是針對其日本朋友所說，而並非將話鋒對準中日兩國。
綜上所述，我得到的結論是：魯迅身為愛國鬥士，完整地用一生履行了他的職責，他的抱負——他無情的批判，真實的揭露，對內不對外，是因為他全身心希望國家富強，而不在乎其他國家的強與衰，興與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