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隨筆》是一本經典名著，但書中有些觀念已經不再適合這個時代，還有一些不太妥當的地方，我斗膽提出自己的看法。
《談旅遊》中提到，年輕人出門旅遊要有通曉那個國家語言和情況的教師或僕人陪同。除了夏令營，現在的教師一般不會和學生同去旅遊，孩子們多是和父母或者朋友出行；而當今的保姆、鐘點工的文化素養都不高，達不到這樣的要求。況且旅遊業已經很發達，導遊就能代替書中所提的教師和僕人，還更為專業。喜歡自助游的人可以求助於一些旅遊書籍和網站。培根的觀念現在看來有些原始了。
《談利己的聰明》中以螞蟻的例子說明“那些極端利己的人會損害公眾的利益”：螞蟻精於為自身打算，但它們對果園和花園來說是一些很厲害的傢伙。“公眾的利益”應該是就這個種群而言，螞蟻的團結合作是眾所周知的，培根完全站在人類的立場上，人類的利益就是整個自然的利益，所以不合理地把螞蟻劃歸到極端利己的圈子裡。
文中的幾處語言奴性十足：“完全以個人自我為衡量標準，這對於君主來說還情有可原”“在顧及君主利益之前先考慮臣僕的利益，已經相當的不恰當了”等等。這也許和當時的政治形態有關，不過這些句子放在現代顯得非常封建，甚至有點噁心。《談司法》中說司法官必須謹慎小心，切不可指責或反對王權，也和前面兩句話一樣，完全是舊時代的舊思想。王權怎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司法官執法怎能縮手縮腳，偏袒王權？《談黨派》中“黨派鬥爭過於嚴重，過於激烈，這是君主力量削弱的標誌，也嚴重損害了他們的權威和大業。黨派的運行必須在君主的控制之下”也是一樣的，已經完全和這個時代脫節了。
培根在《談稱讚》中寫道“一個人稱讚自己那是一件很不體面的事，除非在極少的場合你才能這樣做”。競選這種情況我就不說了。人們已經不再羞於誇獎自己，也不再羞於請別人誇獎自己，這是現實生活中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我們也經常把自誇作為一種玩笑和幽默，尤其在網路上。人們的思想已經很開放、很大氣了。
《談大膽》中培根說“大膽永遠是盲目的，因為它看不到危險和麻煩。”我覺得這是一種概念混淆。知道有風險依然堅持把事情做下去，這叫“大膽”；不知天高地厚而橫衝直撞，這叫“盲目”或者“莽撞”。比如某條河中有食人魚，張三知道這個情況卻依舊下河游泳，這就是“大膽”（當然排除他想自殺的可能），李四也下河游泳，但他不知道有食人魚，這是“大膽”嗎？不過，行筆至此，我突然發現“大膽”和“盲目”可以是反義詞，“盲目”又可以作為“大膽”的極端程度。這篇文章中還提到“使用大膽的人不要讓他們當領導，只能讓他們當副手”，這個結論過於絕對了。的確，身為領導不能莽撞草率，讓人民承受過大的風險，可是如果沒有一定的膽量，比如沒有勇氣拔除既得利益者，沒有勇氣實施全新的政策……他是當不好領導，做不成大事的。
培根有兩處觀點似乎自相矛盾。他在《談報復》文章末尾明確表態：“志在報復的人過著一種巫婆的生活，因為他們的作惡，到頭來也不會幸福。”但是他又在《談死亡》一文中說：“復仇戰勝死亡。”在我看來，復仇是製造死亡而絕對不是戰勝死亡。難道培根的意思是復仇比死亡更可怕？
《談叛亂與動亂》中培根寫了一句很荒唐的話：“民眾裡邊往往會出現一些有望適合做首領的人物，對這一點要小心，也要設法杜絕。”政府治理國家不當，百姓受苦——沒關係！只要他們中沒有人帶頭，沒有人擁有號召力和領導才能，就不會發動動亂！這個觀點太可笑了！我不禁想到了文革，有文化、有才識的人都勞動改造去，不聽話的抓來批鬥，這樣百姓就會越來越無知，乖乖服從管理了！這兩者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啊！
“一個人完全可以斷言，一個國家的強大，關鍵在於是否有善戰的國民。”這句話摘自《談國家的真正強盛》。想想所有熱血沸騰，鬥志昂揚，願意為金將軍獻出生命的朝鮮人民就好了，我也不多說什麼了。
看這本書之前我還未了解培根的生平，讀完《談建築》一文後我斷定培根一定是個貴族，後來一看，果真如此。培根所描寫的住宅就是標準的貴族水平：從塔樓、小教堂、地窖到庭院、宴會廳、內院，應有盡有。那密密麻麻的文字看得我眼花繚亂。培根是在炫耀自己的富有嗎？他是否有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想過呢？
培根的這些不妥之筆固然有受到客觀條件影響，應該給予適當的理解。沒有一本書是完美的，還是那句話——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我想過一個問題：出版社是否要刪除一些書籍中的不當之處？若是刪除，首先不尊重作者，而且剝奪了讀者客觀、全面評判這本書的權利；若是不刪，又怕誤導一些判斷力不夠的讀者。我覺得發表原著，並且改善教育方法，給孩子們更豐富的知識、更客觀的引導，鼓勵他們質疑和挑戰權威，這才是兩全其美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