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青年時期倡導變法維新，是戊戌變法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下面是小編跟大家分享的梁啓超主要事跡，歡迎大家來閱讀學習~
梁啓超人物簡介
1.公車上書
梁啓超第一次投身政治運動，是1895年參與“公車上書”。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康有為聯合3000舉人上書請求變法，作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啓超積極參與了這樁震動中國的大事。
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啓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
公車上書第二年，黃遵憲在上海辦《時務報》，梁啓超任主筆，撰寫了大量呼籲變法的文章。兩湖總督張之洞很欣賞《時務報》，說這是“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報紙”。後來，張之洞邀請梁啓超到武昌一游，打開中門迎接，甚至問下屬“可否鳴炮”。在當時，這是接待欽差大臣的禮節。
2.戊戌變法
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他在學堂中極力宣揚變法救亡的思想，還不時發表斥責專制、讚譽民權的言論，引起了舊勢力的攻擊。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協助康有為組織保國會。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緒帝發布“明定國是”詔書，開始了“百日維新”。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緒帝召見梁啓超，賞給六品銜，命他辦理譯書局事務。梁參與了康有為策動袁世凱推翻慈禧太后的密謀，但被袁出賣。光緒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再出“訓政”，隨即捕殺維新志士，變法失敗。梁啓超在當日避入日本公使館，次日化裝到天津，東渡日本。
是年冬，梁啓超曾代表康有為與興中會領導人孫中山、陳少白等在東京商談合作救國，梁十分贊成興中會的革命主張，終因康有為的反對，合作未成。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梁在橫濱創辦《清議報》(旬刊)，卻仍鼓吹“斥後保皇”。
1898年，回京參加“百日維新”。7月，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光緒二十五年(1899)夏秋間，梁啓超與孫中山往還甚密，一致主張革命排滿，有孫、梁兩派合作組黨的計畫，擬推孫為會長、梁為副會長。梁遂草擬了《上南海先生書》，由梁啓超、韓文舉、歐榘甲、唐才常等康門弟子13人署名，略謂非行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勸康有為退休，由梁啓超等繼往開來。康有為閱後大怒，勒令梁速離日本，往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務。行前，孫中山寫了一封信，介紹梁抵美後找孫的哥哥孫眉。檀香山華僑久聞其名，所到之處無不熱烈歡迎，踴躍捐助，共籌得“勤王”軍費八九萬元。
光緒二十六年(1900)七月，梁啓超回國，準備就近指揮唐才常組織的“自立軍”勤王起義，但剛抵上海，即聞唐才常等遇害，起義失敗。他在上海停留10日後，南下香港，與陳少白商談合作，意見比較一致，隨後，往新加坡會晤康有為。康痛罵他竟背叛光緒帝，傾向革命，梁被迫跪下認罪。
3.逃亡海外
同年9月，政變發生，梁啓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支持袁世凱，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1920xx年11月《新小說》創刊。
1920xx年，進步黨“第一流人才內閣”成立，梁啓超出任司法總長。
1920xx年底，袁世凱稱帝之心日益暴露，梁啓超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
1920xx年，梁啓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鬥爭。袁世凱死後，梁啓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
4.退出政壇
1920xx年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11月，段內閣被迫下台，梁啓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1920xx年底，梁啓超赴歐，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1920xx年，離開清華研究院。
梁啓超的學術成就
1.賦稅思想
梁啓超是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我國19、20世紀之交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著名宣傳鼓動家。他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啓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云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
2.目錄學貢獻
1920xx年與張君勱至歐洲遊歷，各處講學。一生於目錄學貢獻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學書目表》在分類、著錄上有創新，類分學、政、教，實有“西學”、“政學”兩類，這個分類體系，突破了被訂為“永制”的四部分類體系，為近代西方圖書分類法的輸入和我國新分類法的產生開闢了道路。
該目著錄西學書籍400種，西政書籍168種，1896年成書。其他目錄學著作有《西書提要》、《東籍月旦》、《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讀書分月課程》、《東原著書纂校書目考》、《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佛經目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漢書藝文志渚子略考釋》等10餘種。
為學無所不窺，對圖書館學有獨到見識。他認為應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以現代西方的圖書館學理論施之於中國傳統目錄學的改造，即是目錄學的科學化。積極倡導圖書館事業，1920xx年，發起建立“松坡圖書館”，出任館長。1920xx年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任董事部部長，並發表《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會演說辭》，提出了他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方向的見解。後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北京圖書館館長。
欲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相當於中國圖書古今總志，“作古今典冊總匯之簿錄”，惜未完成而逝。其藏書頗豐，“海棠書屋”、“飲冰室”有書44470餘冊，2830餘種，還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筆記等。梁廷燦等人編有《飲冰室藏書目初編》，著錄古籍13000餘種。1920xx年全部移交給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特辟“梁啓超紀念室”以志紀念。
對梁啓超的人物評價
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黃遵憲
文體的改革，是梁啓超最偉大的功績，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 ——吳其昌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里設立專章分析梁啓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剷除，所以要破壞。並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並指出，梁啓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大北書局1935年版，第50頁) 在對梁啓超的總體評價上，作者認為：“梁氏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不如在學術史貢獻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創設不如康有為，破壞不如譚嗣同，而其思想多來自康、譚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貫，隨時轉移，前後矛盾，然其影響甚大，則因其文筆生動，宣傳力大。” ——郭湛波
梁啓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毛澤東
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郭沫若
“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於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雲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回響。梁啓超以“善變”聞名於世。從戊戌年的變法開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革命後，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討伐復辟，再造共和。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並將這一傳統轉變成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在不斷的“變”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終不變，“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蕭公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