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報紙上看到一位語文特級教師這樣“預測”今年的聯考題：對非典不妨關心一下，但是不要淺層次地關心，而要通過當前全民抗擊非典這個突發事件，想到更深層的問題，比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患難見真情，比如我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聯考之重不必多言。專家的聲音也自有它的分量。我想說的是這些題目本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先天下之憂而憂，這類大而又大的題目，對我們這些從那種考試中走過的人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可以想像，面對這樣的題目，考生大概會做出怎樣的文章，那些文章里一定少不了豪言壯語和激情滿懷。我無法評定這些文章的好壞，只想說說另外一些事實。
我是一個編輯，時常見到一些磕磕絆絆的文字，並由此心生憤怒：有的作者是文科研究生，竟然連文通句順都做不到，這個文學碩士的價值究竟何在？我相信，這些作者，肯定是好學生，至少是考試成績優異者，不然，他們不會在激烈的考試競爭中成為勝利者。而會不會寫文章，看來是和考試無關的事情。問題在於，聯考（包括大大小小的考試）考作文的目的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考核思想觀念、道德品質，還是考核行文造句的規範、曉暢和準確表達情感、觀念的能力？
從國小到大學，我的語文老師總是在強調作文要有“意義”，有“主題思想”，因為這樣的文章能在比賽中得獎，在考試中能拿高分。所以，即便是一篇遊動物園的作文，寫美麗的孔雀開屏，我都會自覺上升到不能驕傲自滿的高度———孔雀看那么多人在稱讚自己美麗的羽毛，得意忘形地轉過身去，露出了醜陋的屁股。文以載道，這可能就是我們對考試作文的理解。
既然文章是用來載道的，那么就必須要有思想意義，能說出些大道理，能代表一定的道德觀念。學生就在這樣的思想下被訓練、被指導。他們已經太知道什麼該寫，什麼不該寫，如何寫才能得高分。所以，既然有那些帶著明確價值指向的作文題，就不要怪學生們寫出冠冕堂皇的大話、假話；既然學生受到的作文訓練是為了得高分，就不要怪他們在作文中千篇一律地編造父母下崗、兄妹失學的悲情故事。我們的大人們，不也曾因為看到蜜蜂辛勤采蜜而夢見自己變成了勤勞的小蜜蜂嗎？這可是幾代人的語文讀本呀！
想必不少學生都寫過學習賴寧或張海迪的作文，也都對“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類的論題不陌生。我也寫過不少向英雄學習的作文，記得升中學的作文就是以此為題目。但那是怎樣寫成的？一遍遍地讀報紙上的文章，一遍遍聽英雄的事跡報告會，然後對照自己的作文一遍遍地“提高”認識，結果寫出來全不是孩子的語言，都是大段大段死記硬背下來的高深而虛無的句子。
其實，作文，首先要考的無非是寫作基本功。敘事、講理是否明白、曉暢，是否能自由表達情感，是否對一件事情有自己獨到的看法和觀點。它考不出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文字原本是很個性的東西，倘若一定要求它有公眾性、有意義、有道德標準，就失去了靈性和生命。
老師和家長何不是不知道這樣做的弊端，只是相對於聯考的成功、作文的高分而言，其他的一切都好像不重要了。這個指揮棒曾經強大到完全左右教育理念的地步，以至於當它實際上的力量在逐漸變弱、變小之時，慣性的力量依舊不減。至於考試之後，能否文通句順地寫一篇文章，能否通過文字表達自己的思想、觀念、情感，甚至是不是還有那些真情實感、有激情、有思想的自由文字，都無關緊要了。我們也無法責怪大學生、研究生們寫不出文通句順的文字，因為他們多年的訓練為的是得高分，而不是怎樣行文造句，表達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