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生活智慧
孔慶東
戰士不是時時刻刻都在戰鬥的。現代戰爭越來越重視後勤工作，甚至有的軍事專家認為，現代戰爭打的就是後勤。對於一個思想戰士來說，生活質量的好壞會直接影響到戰鬥的情緒和戰鬥的結果。
魯迅是個非常有生活情調、生活智慧的人。
他的人生觀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後來又解釋道：“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魯迅很重視錢，絕不假裝清高。有個書商騙了我和余傑、摩羅等人的錢，我們跟他交涉，他卻對我們說：你們知識分子怎么這么庸俗、這么愛錢啊？你們是靈魂工作者啊！我不聽他的欺哄，就學習魯迅，一定要跟他算賬。
魯迅的日記里仔仔細細地記著他的幾乎每一筆收入支出。他的收入主要來自三個方面：薪水、講課費、稿費。後兩者是不定的，所以他很看重固定的薪水。他在教育部每月可以拿300大洋。那時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標準是兩三塊大洋。一塊大洋購買基本生活品的購買力大約是今天一塊人民幣的七八十倍到一百倍。舉個例子：根據老舍的回憶，當時老舍當個“勸學員”——教育分局局長，每月100元，國小校長40元，國小老師25元，學校的勤務員6元。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臨時工性質的管理員8元，而館長李大釗300元。老舍說當時1毛5就可以吃頓很好的飯：一份炒肉絲，三個火燒，一碗餛飩帶兩個雞蛋，這些只要1毛二三，如果1毛5，就可以再來一壺老白乾喝喝了。這一頓飯現在在北京，15元恐怕還未必能拿下吧！
在這樣的情況下，魯迅很看重他的300大洋。所以前邊說的，他跟章士釗打官司，也有經濟原因，一定要保住自己的鐵飯碗——章士釗免了魯迅的職，許多人等著謀他的缺呢。後來，他離開了官場，也離開了大學，由廣東到上海。領導教育部的蔡元培先生每月給他乾薪300大洋，他也接受了。有人不理解魯迅的做法，說魯迅為什麼拿著國民黨政府的錢，還要罵國民黨。在魯迅看來，錢是該拿的，但罵也是該罵的。跑到外國去，在帝國主義的大旗下面罵中國，那是沒出息的表現。我就在國內以筆作槍，貶惡揚善，這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真正的勇士，真正的豪傑。
魯迅有個學生叫李秉中，在軍隊當官，想辭職不幹了，寫信徵求魯迅意見。魯迅反對，認為飯碗可以跟理想分開。魯迅回信說：“人不能不吃飯，因此即不能不做事……我看中國謀生，將日難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魯迅居然說出“混混”這樣的話，很不英雄吧？很不容易理解吧？其實重視飯碗，重視物質生活對於精神生活的決定作用，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態度。魯迅不是從馬克思主義那裡得到的這個真理，而是從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得到的。
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里說：“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裡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所以，我也不避諱“錢”字。到飯店吃飯，我一般不說什麼“買單”那種文理不通的話，我就直接說：算錢。而且還要檢查一下賬單——當然，如果跟女朋友吃飯，就算了。
可見，魯迅的生活智慧是建立在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上的。生活搞不好，仍然追求理想，當然也值得尊敬，我們應該幫助這樣的“有志”青年。但是不要把二者絕然分開，一味追求理想，不顧生活實際，那就可能成為“幼稚”青年了。
他在生活中的智慧，使他在思想上、在文章里都明察秋毫。
所以，他知道如何應付不同的場面。比如他說如何聽高人講話：“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之所講，當裝做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小雜感》）
這是世故，但這世故背後是對虛偽的社會風氣的冷嘲。他也有直率的時候，比如日本請他主持中日通航典禮，他拒絕逢場作戲。他說：“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個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記者糾纏說：“如果您不答應，我就非常為難了。”魯迅答道：“如果我答應您，我就非常為難了。”智慧不一定都是圓融婉轉的，有時候也表現為斬釘截鐵的果斷。
魯迅在《世故三味》中寫道：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那么，魯迅的世故到底是一種什麼狀態的世故呢？他的好友許壽棠說：“有人以為魯迅長於世故，卻又有人以為他不通世故，其實都不盡然，只是與時宜不合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