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只剩下一個“俗”字
浙江學者 傅國涌
李敖的大陸行給寂寞的媒體帶來了一點小小的浪花，自他確定行程之日起，與他有關的訊息，便注定要連篇累牘地占據大江南北各大報紙的版面。李敖此人以其為人的狂妄，為文的張揚和跋扈，打造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天皇老子不如他的“孫悟空”形象。他作玩世不恭、天馬行空狀，回答記者提問，總是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
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其實他骨子裡乃是極致的媚俗，我不想說李敖是庸俗的，因為他70歲的人生已經證明他並不平庸，而是精明到家，但毫無疑問李敖是俗氣的，他是一個徹底的世俗中人，一個始終沒有擺脫低級趣味的人，他好財、好色，對名利很在意，整天在碌碌紅塵中打滾，幾乎沒有時間從世俗的污泥濁水中抬起頭來仰望星空。他表演欲極強，時不時地想著要驚世駭俗，事實上只是典型的媚俗而已。他自稱此行是“猛龍過江之旅”，反覆強調要與連戰、宋楚瑜乃至柯林頓等比賽演講水平，揚言要讓連、宋知道“什麼叫真正的演講”。為此他在臨行前閉門攻讀，作精心的準備，書單中包括領導人的講話在內。他自比法國18世紀的啟蒙巨人伏爾泰，說伏爾泰80歲才回到故鄉巴黎，受到萬人空巷的歡迎。他宣稱要“給中國一個指向”。無論他在北大、清華、復旦的舞台上如何表演，都掩蓋不住他的一身俗氣。
李敖從二十幾歲起反對台灣當局，以前他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自稱“左派知識分子”，不過更多的時候，他還是喜歡將自己定位為“大陸型的知識分子”，並聲稱嚮往於埋骨崑崙之巔，一再表示對台灣這個小島不屑一顧，“台灣對我而言太小了。”2000年，在海峽彼岸，他以新黨候選人身份披掛上陣，選舉口號就是“出賣台灣，買回大陸”。但在他身上我們看不到一個大陸型知識分子的影子，長期以來，面對台灣島以外的土地上的不幸，他只有沉默。他是真正的“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玩世的背後恰是他的老於世故。
同樣，李敖的自戀也無非是要隱藏他內心的空虛、蒼白和自卑，實際上他是一個沒有幾分自信的人，所以只能通過無比誇張、張狂的語氣，似乎蔑視一切，不屑一切。即使他讀書萬卷、滿腹經綸、下筆萬言、倚馬可待也不能使他成為一個真正有自信的人，他生活在自己的欲望所建設的狹隘天地里，聰明有餘而智慧不足，一方面他以為憑自己的聰明，天下之大，沒有人能窺破他內心世界的空洞與無聊。另一方面他將自己所做的一切，無論讀書、寫作還是演講、做主持人，都當作一種世俗社會的比賽、競爭、較量，沉浸在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其樂無窮之中，究其目的是為自己撈取世俗的實際好處。他終於有機會來到大陸表演，他的舞台一夜之間放大了，他為此而喜不自禁，從出現在北京機場的那一刻起，顧盼自雄的他所關心的就是“敖迷”們歡迎的鮮花和翹首期待的目光。
說穿了，李敖雖然以嬉笑怒罵的文字和兩片刀子一樣的嘴唇安身立命，但他對世俗社會的欲望是無止境的，在他身上之所以看不到一絲的謙卑，他之所以始終超越不了吃喝拉撒睡的形而下追求，不能成為一個傲然獨立的知識分子，就是因為他的算盤打得太精了，使他失去了任何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攀升的可能性。
曾經的苦難最終沒有成就李敖，沒有精神的天空，一個渾身上下裹著名韁利繩的人無論今天如何耀眼、如何顯赫，都只能剩下一個“俗”字。
追憶作家巴金：他是當代中國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他是當代中國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復旦大學教授、巴金研究專家陳思和幾年前說：這個社會正在逐漸走向開放，人人都有權利追求事業成功、財富增長、名利雙收……但惟獨巴金，還在一字一句地寫他的懺悔錄。他沉浸在噩夢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為箭垛，一鞭一條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責自己，提醒人們不要忘記20年前的民族劫難。這種對世人的愛心與對自己的苛刻情緒近似宗教信仰，可是在所謂“後現代型”的社會裡，卻變得那么不合時宜。人們在儀式上保持了對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卻被視為一種杞人之憂。
在11月25日巴金百年誕辰前夕，著名文學評論家、巴金研究者陳丹晨也對記者說：現在的年輕人不太愛看巴老的作品了，但這個複雜而信仰缺失的社會多需要巴金式的愛和人性啊！“新文學運動發生以來的大師級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碩果僅存。他是我們跟上個世紀的革命、文學、愛情聯繫的一個紐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家朱金順在電話中說。
中國青年的啟蒙老師
巴金伴隨中國走了100年了。人們仔細回視，發現他跟我們的少年、青年時代聯繫得這么緊密，或者說跟少年中國聯繫得這么緊密。
剛剛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傳》的陳丹晨是當年上海的老地下黨員，他以親身經歷告訴記者說：“巴金對中國青年的意義，我們現在還沒有正確估評。實際是他影響了整整三四代中國青年，使他們懂得了愛和自由，進而反叛封建社會和家庭。我們黨是在這個基礎上引領他們走向革命的。從這一點上來說，巴老是中國革命青年的啟蒙老師。“我對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說過的話印象特別深：那時候為什麼許多青年男女抱著巴老的作品，與書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為他傾訴的苦悶正是年輕人的苦悶，他真誠而急於傾訴的風格正符合年輕人的態度。他們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洩和鼓舞，他們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愛人和自由，從此走上了與舊社會決裂的反抗道路。
“黨的文藝工作領導者、著名評論家陳荒煤曾說，他在魯藝當教員時發現，許多青年投奔延安並不是看了馬列主義書籍，而是讀了巴金的作品。他們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時哪裡能反抗？就是延安。”
這些出於人道和愛情的反叛，在上世紀50年代以後，注定要與人們內心的階級鬥爭說發生衝突。因而巴老的命運有了不同。陳丹晨記得，當時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丁玲對廣大青年說：“你們現在不要老讀巴金的作品了，要讀解放區的新文藝作品。”
但廣大青年對於巴金作品的熱衷程度比起解放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1958年，姚文元等人對巴老發起“拔白旗”運動，指責巴老的作品是無政府主義和個人主義，說“覺慧出走以後肯定是無政府主義，不可能是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