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之常識古語云：“易有三訓，一訓簡易，二訓變易，三訓不易”，“易與天地準”，之於常識，不也是如此嗎?我們生活在常識中，“春暖花開”、“秋高氣爽”，我們不假思索地運用它們，是為簡易;同一事物不同時刻有不同的表現，變化無窮，是為變易;常識由生活而來，經久適用，是為不易。故莊子云：“道在便溺”。因常識，於生活，我們泰然。老子云：“大象若希”。正是由於常識之於我們太過習慣了，時常，我們會無所察覺，如同時空之於我們過於靜止與絕對，在愛氏之前，我們被矇騙了千萬年。於是我們在恍然後明白，常識雖常，但亦要知之、行之、思之。所謂的對常識的知之，並非僅僅為熱則卻衣寒則添衣的自然反射，而是對自然存在的用心觀察。沒有這用心，何來常識?沒有常識，何以行之?不得而行之，必遭禍患。譬如之於人，了解交通擁擠之時間，於約會便不會誤時;又譬如拿破崙不知俄國之地廣與冬天之寒冷，便因俄國堅壁清野而為滑鐵盧之役埋下伏筆。所以對於常識，要知之。所謂的對常識的行之，不僅是於知之之後的體證，還是生活的必需，之所以要知且行，系因為知易而行難。行難，故特以行之。常識的知之，是困則眠、疲則休息，是諸葛順勢三分天下，是劉邦知楚強漢弱而強赴鴻門。對常識的行之，是順應自然、順時而動，故可避害趨利，所以才有一覺醒來的精神，才有漢朝天下。所以對於常識，要行之。至於對於常識的思之，那便是在知行合一後更高的要求。正因為常識之常，所以無形中被我們忽略、習慣，然世間萬物莫不在變易中永恆，拘泥而行自己不適合，若死守既得，便永無進步可言。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詔》曰：“作新民”;曾子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因為對常識的思之，愛氏提出了相對論，玻爾提出了量子力學;之於歷史的，不正是由於對意識形態的思之與變革，再知而行之，才有三十年改革開放而至於今日之中華崛起?“易與天地準”，也正是憑藉常識，憑藉與常識同行，我們維繫了一個曠古的文明，然而無論是生活還是發展，不知常識無語進步，不行常識無以趨利避患，不思常識卻也無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於是，不妨化用子思的“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說，對於常識，我們要知之、行之、思之，由是，則有泰然的生活與不斷的前進。
2.文如其人以前聽說過字如其人的說法，說通過一個人的字跡便可大致看出這人的性格品質，後來又聽到文如其人的這一說法，即文品大可等同於人品，一個人若書讀得多，文章寫得好，其做人的標準也會在無形中得以提高。所謂文如其人，大概就是說你心裡想的是什麼，便會把你所想的東西通過文字表達出來。說起文如其人，不免要談到文風這一問題上，所謂的文風就是文章所體現的思想作風，或者文章寫作中某種傾向性的社會風氣以及作者語言運用的綜合反映。在我認為，文風分有剛勁有力與綿柔感性兩種，書面語說即豪放派與婉約派。豪放派比如辛棄疾，蘇軾，婉約派的代表像李煜和李清照等等。如果說文如其人的話，婉約派的代表詞人似乎更具說服力。李煜因國破家亡這一悲慘的人生經歷，在後期的詞風多以淒楚為主，李清照人到中年丈夫遠逝，內心悲苦不已，寫出“淒悽慘慘戚戚 乍暖還寒時候 最難將息”，他們內心是同樣的悲傷難過，所以寫出的詞便也傳達給人這樣的憂愁。而豪放派的蘇軾，站在江邊仰天長吼“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與他仕途坎坷自身又不屈不撓的與世俗奮戰的品性不是遙相呼應嗎?而這一系列的例子不就是在佐證文如其人這一觀點嗎?既然真的是文如其人，那么，想要寫好一篇文章，想要擁有好的文采與為世人折服的文筆，是不是就意味著你的人生經歷要出彩呢?不管文風是豪放派還是婉約派，各有各的可取之處，古往今來都有不同的文人志士欣賞膜拜，只是文風與文品是不同的，文品幾乎可以說是關乎一個人的自身發展狀況的概述，就像一個人的人品，如果人品不正，那么寫出來的文章也一定是遭人唾棄的，不會有人願意浪費時間去看，相反，那些品性正直的人，它的文章必然能給人以正能量，教給人們積極向上的東西，這樣文字才會被人們津津樂道。所以說，與其想著如何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不如先學會怎樣做人，一個人立於世界最根本的因素，便是成為一個正直的人，當你提高了自身的修養與品性，你的文章必然也就為大眾歡迎追捧。無論如何，請記住，應該做一個“大寫”的人。
3.文顯其品動人心喜歡一卷詩書在手，或品讀“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的慵懶與情思，一抹淺淡的遠山黛，畫出女子的婉麗;或感受太史公筆下暗潮湧動的政權爭奪，爾虞我詐，險象環生;或帶著一顆心和三毛共赴撒哈拉沙漠，體味異域風情。正如古人所言，“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錯的，在文章中確實能感受到作者的性情，或瀟灑坦蕩，或自由不拘。大凡在文學界受人敬仰的，讀者都能找到與文章匹配的詞語去概括作者的性格，想來這就是我們所能感知的“人品”了吧。他並不是僅從一篇文章中體現，而是滲透在作家一生的寫作歷程中。初識袁中郎是在《滿井遊記》：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如此瀟然山水的才子，想來也是一位人生的哲學家，他自言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其實，這話不但說出了中郎的文學主張，也說出了他的人生態度。在那些讚美自然風光的遊記中，每一篇都是他對這種生活本色的探尋，一種行胸臆的格調。他的文章就是他的內心，我們能從文章中感受到作者人格的真，才會讓我們的心產生一種共鳴。文學貴在思想的碰撞，金代元好問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觀點：“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我們總認為的在人格與文章之間的等號卻在這裡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文章會成為人心的面具，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也許我們需要用一雙聰慧的眼，一顆睿智的心去感知。文章是抒發人性的途徑，而有時這條道路會被外界因素阻隔，讓我們看不真實，文章本身也淪為了工具。郭沫若以一首《天上的街市》成為中國現代詩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詩人，當革命的烈火蔓延整箇中國大地時，他的詩便成為了配合革命形勢的產物，毫無立場的歌頌與批判，是成為“御用文人”的悲哀。也許在郭老的骨子裡是崇尚自由的浪漫主義，但他的心被拷上政治的枷鎖時，所有藝術的美感就消失殆盡了。曾經歌頌出《女神》這樣唯美詩篇的人，湮沒在革命的浪潮中，我們只能扼腕嘆息了。但不管有什麼不同的觀點，有一樣是不能否認的：文顯其品動人心。因為他們能將自己的真當作湯底，用生活的閱歷作為菜料，以真情實感為輔料，烹飪出一鍋令人回味的佳肴。
4.似曾相識燕歸來現代刑偵理論中總有憑筆跡辨人一說，因為一個人再怎么隱藏、偽裝，流在骨中的血脈是不變的，而筆跡如是，文章亦如此，於書山稗海中沉潛含玩，鉤沉覺隱，一旦發而為文，縱有千萬般隱匿修飾，字裡行間總是風流個性，不可抑勒。普魯斯特早年時發表過一些小說與評論，縱然與舉世聞名《追憶》一文相差頗多，不論從語氣還是行文方式都有不同，但若仔細品味，他那對於細微事物的把握自始至終都融在了文章的骨子裡。“氣味與滋味卻會在形銷之後長期存在”，它們“以幾乎無從辨別的蛛絲馬跡堅強不屈地撐起回憶的巨廈”。他的風格就如同他的氣味，別人模仿不來，他也去除不了，無論是什麼內容，揮之不去的總是“似曾相識燕歸來”之感。所以，不論是作家還是平凡人，一旦拿著筆寫下字，就相當於把自己的思維、人格的一部分展現出來，而歷史洪流可以湮沒人的生理性存在，卻永遠無法改變人的思想存在，那么文字便是傳遞思考與精神的最好載體，即使手稿丟失，複本重印，一個人留在文章中深層次的精華卻會在時間的積澱下長盛不衰。哪怕他故意戲弄人世，隱藏自我，句式可以轉換，語氣可能顛覆，但文字中埋藏的個性和獨有的特點總會在不經意間表露出來，值得我們玩味深思。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想，大師大多在時間上離我們遙遠，如果沒有這些可以彰顯其風骨的經典之作，他們又怎能令我們無端欽慕?“似曾相識”的絕不只是表達方式，而包括一個人的血的烙印、思想的高度、思考的方式及其獨特的“掌紋”。就像伍爾芙自然流露的女權主義思想，哪怕在《牆上的斑點》中也略有體現，而古斯塔夫·福樓丁的細緻與抑鬱即使在這樣明快的“我注定了要做詩歌風琴的手搖柄，而你要為你愛的生活而生”一闕情詩中都能流露，更不必說大先生的戰鬥、批判與血性。艾略特的哲學思考與反省，“山的那邊，雷聲轟鳴”。就算是當年法國一位著名批評家模仿意識流大師喬伊斯的筆法挑戰意識流小說，大眾仍能從一個個細微之處看出他的獨有風格。畢竟，“似曾相識”不只是普通的一個詞語，它能讓人們循著氣味，找到當年給你以震撼的那隻燕來，無論它是否回歸，熟悉之感早已匯入骨血，化為純釀，讓你在作品中沉醉入迷。紀伯倫曾寫道：“死亡改變的只是覆蓋在我們臉上的面具，農夫依然是農夫，林居者依舊是林居者，而將歌聲溶入微風中的人，他依然會對著運轉的星球歌唱。”作品中深層思考就如同那個歌唱微風的人，無論面具怎么多樣，你仍然可以看見那最本質的東西，畢竟“似曾相識燕歸來”。
5.殊途同歸青瓷缸中戎戎水影，養的是水仙清麗;污泥塘里深深沼窪，養的是白蓮潔淨。倘若人品是哺育藝術的土壤，為何白蓮見不到泥土色，聞不見土壤氣?性情急徐固然可從字裡行間略窺幾許，而人品一說，實難揣測。然而我們欣賞藝術，並非一定要讀作者生年，只要骨子裡渴望開出一朵好花。“詩歌只與詩人有關的想法是反詩歌的。”馬爾克斯如是說。尤其到了革命時，藝術的種子似乎滿戰場撒播。猶記得鏗鏘的《馬賽曲》響徹巴黎，《自由引導人民》的畫作擎起戰旗，然而法國國歌作曲詞者魯熱，不過是個上尉，甚至在戰爭的後程牴觸革命，像個懦夫一樣度完餘生;畫家德拉克洛瓦倒是“法國革命的種子”，自信勇敢，連素描的筆觸都不願收斂，作品的格調趣味驚人地一致，可性情人品確是雲泥之別，可見藝術，從不是人品忠實的鏡子。然而我想，作品之所以得以流傳，必有其唯一的批判標準。肥沃的黑土，美麗的紅壤乃至貧瘠的黃泥，因為一致的追求，都能生長出哺育人性的大麥、稻穀與青稞。作品的格調趣味未必與人品一致，卻一定與內心的追求吻合，國家危亡之時，懦夫魯熱的筆下也流淌出了“向前，向前，祖國的兒子!”這般的字眼，而在浩瀚的宇宙真理面前，好與人計較、抬槓的牛頓才俯首為真理海邊拾貝的孩子;法律的殿堂前，口吃敏感的毛姆滔滔不絕，語帶機鋒;書法的恣意中，好順手偷人字畫的米芾瀟灑揮毫，儘是大家之風。因為追求了共同的自由、真理與美，作品才被稱為藝術，而追求，從來不由人品決定，忠實於內心的藝術家當然可以字如其人，言為心聲，而被生活的苟且壓彎了腰，被人性的陰暗絆住了腳，依然追求著正直與光明，不正是藝術最強烈痛苦的詩意嗎?北大教授孔慶東近日發微博稱莫言常說的家境沒落、常日饑寒全是謊言，還附圖一張，上頭的小莫言穿著棉襖，虎頭虎腦，很是可愛。所以我們該要求藝術家什麼呢?村上春樹說：“我們是一群日復一日真誠地製造虛構的人。”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人品很難達到一致，但我們可以在虛構中要求真誠，那是一顆熱忱地為人類共同的光明掙扎的心。莫言的村莊充滿了人性的殘酷與溫暖，既然有所收穫，便不必苛責作者的童年是否充滿謊言。誠如不必勸凡·高戒酒，讓魯迅戒菸，要知道他們都是腳踩在污泥之中，而把手伸向滿天星辰的人啊!我們自己都是這般口是心非，便只顧欣賞藝術，何苦糾纏於多變的人品。藝術家一生都在難以實現的格調與人品的一致中掙扎，而他們因為同樣高尚的追求覓得一致的歸途。我雖然知道這條路難找也難走，但也願南轅北轍。我希望有追求引路，讓我的文字、我的人品攜手並肩，一同前行。那是不同人品，一致而永恆的歸途。
6.一杯春醪寄余心唐有劉白墮脫俗隱於市，善釀酒，飲之香美，經月不醒。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但懼白墮春醪。”一杯春醪，寄著他一生的志趣，一生之作，亦攜著你品性高低。馮驥才曾道：“植物死了，將生命留在種子裡;作家死了，將生命留在作品裡。”“言為心聲”，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作者的人品常有著高度的一致性，或無意的性格流露，或刻意的志節寄託，作品以其穿越時空的永恆與廣遠，承載著作者的追求與修養。百家爭鳴，各有其芳華。若你的歌聲不現出你最獨特的嗓音，蓋只能湮沒於喧囂的人世。莊子汪洋恣肆，老子凝練沉穩，墨子嚴密周全，韓非子肅穆苛刻，則《莊子》抑或《道德經》，《墨子》抑或法家大集，無不承載著其獨特見解、個性思考。台灣雲門舞集享譽全球，其舞姿脫俗超凡攝人心魄，而其門下弟子亦無一不是高雅養性之性情中人。作者與作品如人與影，映照著彼此最真實的內心，而它只有你將最真實的生命投射，作品才能溫潤如玉，毫無雜質地現其熠熠光華。人在成長，作品亦在成長，如影隨形中，兩者的生命都登上更高山巔。龍應台年輕時生活在唐朝，熱情奔放，文字或“橫眉冷對千夫指”，抑或“俯首甘為孺子牛”，都是其性情之真，與作品攜手脅肩，向更深闊的遠方邁進。俄國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的人生起伏，其詩作亦從少女的幼稚轉為熟女的沉穩。作者與作品如一對孿生胞弟，在時光的磨蝕下恣意成長，從一個方面，我們得以窺見另一方的性格。而元好問曾道：“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作品格調與其品性的背離，有時並不是性情相伴，或是作者在作狂野掙扎，或是反其道愈見其力。顧城的詩天真純樸，他卻親手殺死妻子;凡·高的畫絢麗奔放，他卻癲狂割下左耳。我們能說他們的品性惡劣、思想卑劣嗎?當世界以痛吻我，我在報之以歌后，內心的苦苦掙扎或蒙蔽我純潔的心，而內心會在我手遺留中卓然於世。盧梭在《懺悔錄》中極盡猥瑣之能事，而誰又能否認他卓然脫俗的品性、高雅勇敢的追求呢?作品與人當面的背離，實則乃內心更堅定的追索啊!當今社會人們熱捧的“雅作”，卻不知“雅作”之作者粗鄙無知，而恥於那些外表粗鄙之人，渾不知其作品華美天成、淳樸自然。悲哉!悲哉!而我堅信，那些枯燈夜雨下的荒江野老，劍指連營而無畏，筆削春秋而令亂臣賊子畏懼，定會與作品一同矗立於民族之巔。一語天然萬古新，繁華落盡見真淳，在這急景流年的時光里，哪一杯才是真正寄余心的春醪呢?
7.賞之以文，考之以史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錯，閱讀時總有此種體驗：朗讀唐詩宋詞，體會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憂國憂民;品讀近現代文學作品，仿佛看見海子的不羈，林徽因的柔中帶剛……文章與作者本人總是相似的，好像父母與孩子，血脈思維息息相通。但，總有例外。金人元好問就認為“文章寧復見為人”，作品有時甚至會背離人品，呈現出虛偽的作者，這又作何解呢?實際上，這兩種理論並不矛盾。性情確實影響文章，但影響的是“心文”。這種文章本就是作者抒發內心世界所作，字字皆關情。書寫之時，作者力求將內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極力展現，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寫成的文章，常常帶著某種歷史也抹不去的光輝。就好像《報任安書》，哪怕讓一個早將司馬遷的故事爛熟於心的人來閱讀，心痛也是免不了的。與之相對的是“用文”。這種文章總有某種實際用途。高尚但貧困的作家可能寫下流作品換稿費餬口，小人則以修飾之文博取功名。這種文章，如何不背離作者人品?兩種文章魚龍混雜，被矇騙是免不了的，因此，我們才要賞之以文，考之以史。“賞”，文章是“賞”的。我們閱讀，便是在欣賞，欣賞文辭佳句，並試圖從字裡行間拼湊出作者的形象。但這形象也只作欣賞用，若拿來作嚴謹的論述，未免太過輕率。在未分清心文與用文之前，這個形象只是我們的美好期望，並非作者本身。此時，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記載的作者生平、他人評價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獵俗語所說：“熊大窩裡怎樣，才是怎樣。”作者在生活中怎樣，人品才怎樣。高尚的作者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時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內涵，將他的文章與人品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是有益無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們也能了解到箇中緣由，作出客觀的評價。偽造者在史料面前是無處遁形的，花言巧語的功名，騙得了一世，騙不了百世。賞之以文，但文章並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結合，作者的真實才清晰浮現。以如此客觀之態度品讀古今作品，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作者，獲得超越區區一紙文字的精神體驗。
8.言自心，文成人古人云：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作者的性格特質乃至人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溶解在個人作品之中，性格褊急則為文侷促，品性澄淡則下筆悠遠。固然“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文品與文章有背離的可能，然也有邊角可見其為人。內在人品、精神形象與外化表現息息相關，即便達不到完全一致，也終有相應透射。美國史學界在研究二戰時流行過一句話：一個性格溫馴善良的男人，他做夢也不會把刀插進一個孕婦的肚中。同樣，人的人品特質也是如此，倘若純情溫良，怎會行文浮躁侷促;倘若個性褊急，又怎能完全定性行文呢?因而文章或多或少都會透露出作者的性格特質與人品，即“文如其人”。人清，文明，此之謂“言為心聲”。內在人品特質是外化表現的最大操縱者，常有人說我心思細膩，因而行文結構縝密，文字靈動，大抵也出於此。生命的經歷塑造了性格與人品格局，而人品格局又框架了文章格局。“文革”之時參軍的畢淑敏稚嫩而濕潤，在懸崖峭壁上俯瞰時積蓄了對生命的珍重;在惡劣高原上慶生時體悟了青春的沉甸。“動輒行者無疆”，生命的沉重塑造了她清澈如水的醫心，給予了她有條不紊的規章，歷練了她苦口婆心的耐性。她下筆常常令人震顫，這般凝結於文章中的精神正是她性格特質與人品的外化啊!“我不相信手上的掌紋，但我相信手掌加上手指的力量”，這是她對生命的堅定與執著;“氣質是女人最好的化妝品”，這是她對個人修養的提煉升華。諸如此類的的撼人心靈之言比比皆是，正所謂“文如其人”，每一句哲言都以其情蘊哲思的細密針腳縫綴成其人品與性格特質。文清，人明，此乃文字的反作用，即為“以文輔仁”。文字以一種無形力量使人與之發生共鳴，即便個人品行與行文有輕微錯位，人也會受文字陶冶，走向文中所嚮往追求的特質，從而完滿自身，更使人與文相接近，共同走向美好一端。周國平曾言：“閱讀作為一種精神財富，任何人都無法剝奪。”如此看來，文字所迸發的力量著實能深刻影響人，那么個人文章中所言之品性又何嘗不會與人緩慢靠近呢?文與人品相輔相成，共同致力於人與文的趨向完滿。性格與人品並非瞬時性組構的，複雜的內在誠然與文章之內涵時而不對應。但必須承認一點：文如其人，言為心聲。真正值得被親手寫下的文章不需要虛與委蛇般奉承，即便如此，也只表現出其為人的假意逢迎，也不失為顯現人品的一種方式。由此也可見文與人的一致性。文至清，人至明。“文如其人”既是必然，又為清正之人的終生追求。
9.且以作品論英雄自孔孟以來，我們的閱讀方式、欣賞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論世”。我們大多認定“文如其人”，這是有道理的，但並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論人品，且以作品論英雄。我們很容易理解“言為心聲”，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謂“鬱結乎心而發乎聲”，作品本身定然有著作者個人人品的滲透。引美學家蔣勛之言：“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所以成為千古絕句，我認為不是詩歌上的技巧，而是詩人心靈上動人的東西。同樣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過去了，卻沒有看見”。試想，若是杜甫沒有憂國憂民之心，又何來發自肺腑之言?偉大的心靈，投影在文學上，依然是偉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然而這並不是說高尚作品背後一定是脫俗之人。我們從小讀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讀猶太人斤斤計較、視財如命的險噁心腸，末了明白人不能為金錢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與良善——但事實上呢?莎士比亞成名後的歲月一直為錢財奔波。他斂錢如命，甚至發放高利貸斂資，更因一家人無法如期還清財物而氣急敗壞、對簿公堂。這時候我們再看元好問的“文章寧復見為人”，便顯得格外諷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並不能看出寫就它的筆桿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樣操琴無數、推演其人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樣“知其人、論其世”呢?既然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作者人品未必掛鈎，那又何必糾結其人品如何?人類的文明本身就是寬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謂“文以載道”，作品之“道”，為其根本。我們不妨說，如果一部作品傳遞了人品的真、善、美，讀之令人動容、發人深省，那它就已經達到了“作品”所應達到的目的，至於作者本人如何——你無法從作品中推知的情況是可能發生的——並不在對作品的考慮範圍之內。作者或許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學史最終告訴我們，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所以我認為，面對作品時，要且以作品論英雄。我們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懷並願意將其內化為修養，但我們也能從《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義忠誠的不竭力量。作者終將逝去，其人品也會銷蝕不見;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澤古今。作為重，道為重，人品須臾如蒼狗，應以作品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