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年前，因為起訴百度百科對我的名譽侵權，我去海淀法院指定的中國農業銀行西北旺支行繳納訴訟費。農行下午1：30上班，我到達的時間是1：59分，拿號的時候顯示前面還有110個客戶在等待，大廳里濟濟一堂，好不熱鬧，但讓我感到奇怪的是，四個值班視窗才開了兩個，其中一無人的視窗竟還是“月服務明星”。
我頗有禮貌的詢問值班經理，為什麼還有兩個視窗沒有開。他不耐煩地告訴我：吃飯去了。我當即告訴他：如果我是農行的職員，看到上百號人在等待，我一定不會去吃飯，寧願自己餓肚子也要先把工作做完。值班經理從我的義正詞嚴中似乎覺察到了一絲來者不善，忙賠笑說我打個電話催一催。又一刻鐘過去，人還是沒有來。大廳里的其他人有的在打盹，有的在玩手機，有的在發獃—我們的國人似是早已習慣了政府的和國企大老爺們的懶政和不作為，多長的等待貌似都是理所應當的。
我嘆息了聲，掏出電話撥通“95599”投訴西北旺支行的服務。電話那端的聲音很甜美，我猜想可能是一美女，她的態度也挑不出有任何毛病，只是仍不能給出“員工去哪兒了”以及那倆視窗什麼時候可以開的一個可以量化時間的答覆。大約十分鐘後，值班經理找到我，問我要辦什麼業務，表示可以走“綠色通道”，我說我今天哪個通道都不去，就在這裡一直等到你們的明星員工回來將視窗打開。
又過了差不多半小時，人越來越多，空著的視窗依然空著。我拿出手機對著空窗上方“月服務明星”的宣傳欄拍照，這時不知從哪裡突然湧上來三四五六個穿著制服的工作人員來搶奪我的手機。我骨子裡深藏著湖南人左宗棠“抬棺出戰”和譚嗣同“甘為變法流血”的血性，自是豪氣乾雲的以一敵眾奮起抗爭。而當我看到衝鋒在最前面的是一個曾如我一般滿臉菜色的年齡應不到20歲的小保全，想他很可能是好不容易找到這樣的一份工作，我堅硬的心開始決定放棄抵抗。
在小保全勝利的眼神中我刪除掉手機中的照片後不久，空窗恢復了營業。我在等待了又有一個半小時左右，終於繳納上了起訴百度百科的2000多塊訴訟費。(張一一先生按：這筆巨款海淀區人民法院到現在都還沒有還給我)
回到家裡，我在微博上發表了一封《致中國農業銀行行長張雲的公開信》，對農行“以客為尊，追求卓越”、“客戶至上，始終如一”的企業文化和服務理念表示質疑。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自稱北京農業銀行辦公室主任余國文的電話，他說總行很重視此事，他和北京分行、海淀支行的幾個負責人把昨天下午我入行到出行幾個小時的錄像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認為我很有“大將風度”，給張行長的信中也童叟無欺句句屬實，希望可以給一機會讓他這個“江西老表“當面道歉溝通此事云云。
我平素只愛與詩書交友、和歷史對話，在與古人的交流中能收穫無窮的樂趣，生活中幾乎沒有任何的朋友，對於陌生人，我總是懷有莫大的戒心，我也不需要與外界有過多的接觸。但我堅硬的心瞬間又柔軟了一下，如果浪費我一兩個小時可以讓國企的服務和管理得到改善和提高，那也應是值得的。
老表余國文一行人的道歉頗具誠意，並向我贈送了花籃水果、農行60周年紀念郵票和馮小剛電影作品音樂會的門票。我將心比心說：如果排隊等候的客戶是你們領導的親屬，是你們自己的父母，你們會不會一頓飯吃上幾個小時而聽任值班視窗空著?這不僅是你們服務的問題，也是你們管理的漏洞。想一想在帝都工作生活的人們多不容易啊，時間就是生命，你們一個小支行一天就可以浪費掉幾百人每一個人幾小時，算一算全國成千上萬個網點一年、十年下來要浪費客戶多少時間?他們都點頭說是。
相比我曾打過交道的鐵道部、住建部、工信部、最高法、最高檢和中國移動等衙門，農行算是“從善如流”的了。據說北京農行後來出台了五條措施以加強管理、改善服務，而其中一條就是西北旺支行行長停職。該行長攜家人誠懇登門含淚道歉，希望我能給領導說說話不要停他的職，我堅硬地告訴他：“站在個人的角度，我與你沒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本不想看到你這樣;但站在一個公民的位置，如果你的撤職可以起到‘殺雞駭猴’的作用，敦促你們農行系統加強管理、提升服務，那也很有意義。鑒此我不能幫你說話，希望你可以理解。”
他們一家人黯然離去。下樓時他的一個趔趄突然讓我變得於心不忍起來，我矛盾的心情幾經猶豫，夜裡給負責處理此事的北京農行張君儒副行長發出了一條簡訊。
(二)
去年是父親七十壽辰。在我們鄉下有逢十必大肆操辦的習俗，何況父親還有我這樣一個略有點兒“名聲”和“出息”的兒子。
父親有三個孩子：大哥、姐姐和我。大哥交遊廣闊，朋友多，強烈要求大辦。姐姐也認為可以回收一些“份子錢”。父親愛熱鬧，又是他的壽辰，自不必說。母親支持由大哥來操辦。
我對鄉下的這種“人情南北”深惡痛絕。小時候因為不絕於縷的“紅白喜事”，我多少個風雨交加的夜裡陪著母親挨家挨戶去借個三十、五十塊錢，只為第二天哪一個不知拐了幾道彎的親戚或者一兩年也難得互相串回門的鄰居家誰過生日，或者還有其它什麼名目繁多的“喜期”。母親之所以帶上我，是因為我國小成績超好，帶上我借錢成功的機率會要大增。
我知道當今的鄉下每家每戶每一年的收入並不多，大肆操辦酒席的結果是，城裡人的煙、酒那一些非健康產品賣得很好，而農村許多低收入家庭苦不堪言，卻礙於面子泥足深陷不能自拔，索性破罐破摔乾脆攀比到底，這種農民思想惡性循環，導致大操大辦鋪張浪費的不良風氣在農村愈演愈烈。
我始終執著地認為，天下熙熙七十多億人，一生中能真正交往好七個人都已很奢侈，不需要跟那么多無關緊要的人在生活中必須有交集，那都是浪費時間和生命的。因此我不但不贊成，而且堅決抵制大辦父親的壽辰，而是建議他和母親外去旅遊，一應費用我來承擔。我表態不管作為一個社會的人還是出於我的本心，我都不會支持操辦，如果他們非要大辦，我屆時連回去都不會回去。
父親對我的態度很失望。他早就放出風去我會給他捧場唱七天七夜花鼓戲。我說唱花鼓戲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整天無所事事遊手好閒的你可以唱七天，那么那些比你勤勞、比你辛苦的鄉里鄉親他們過生日時是不是要唱上十天十夜，否則他們的兒女如何自處?在任何時候，我們不要一味想著自己去表現什麼炫耀什麼，而是我們自己付出了什麼，我們應不應該得到相應的尊重，是不是符合一個社會公平的法則?
大哥一家辯不過我，春節還沒過完就負氣早早去了省城的家。父親心有不甘，發動母親、姐姐、姨父、叔叔等許多人來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堅硬地表態“不辦”。在我離家前的那個夜晚，父親幽幽地說“難道以你一個人的能力就可以扭轉這股社會風氣?”我說：“能不能扭轉那不是我能決定的，但我至少可以從自己做起。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呢?”當時的我頗為自己內心的正義感和對父鬥爭的勝利而驕傲。
那個夜晚，我躺在床上想著父親三歲喪父、七歲喪母的大半生不受人待見的人生坎坷經歷，以及他“就辦這一次吧”的近乎懇求，我情感的天平開始傾斜，一夜無眠，內心甚至有些自責。第二天清早離家上車前，我對父親說，你的壽辰愛辦就辦吧，我不可能大張旗鼓支持你，但也不抵制了，那一天不管有多忙，我都會趕回來給你祝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