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家，弄堂里的家，連同弄堂一起早已被拆除，片瓦不留。新的建築已造好，有高樓也有道路。無情的歲月撕裂了過去，舊的去了，新的來了。
我行走在我兒時生活的區域，在家的附近，尋找我兒時遺留下的碎片，遺留在記憶里中的碎片。
家的隔壁是“大餅攤”，“大餅攤”好像仍然在散發著大餅、油條那饞人的香味。“大餅攤”的隔壁是“煙雜店”，“煙雜店”總是難忘的，“煙雜店”是小人的零食罐，一分錢兩根的“鹽津條”，可以吃上兩天；一分錢兩粒的“奶油鹹味糖”，也可以吃兩天。“煙雜店”是家庭主婦的“針線包”，一根縫衣針，一段縫衣線，隨到隨買。“煙雜店”也是抽菸人的煙盒，各種牌子的香菸，全部可以拆零賣，一根至數根按需供應，“水菸絲”、“旱菸絲”論包賣。“煙雜店”里的貨物，大到鋼精鍋子、熱水瓶；小到牙刷、牙膏、洗衣皂、“自來火”。居民日常用品基本上一應俱全。
“煙雜店”的隔壁是“老酒店”，“老酒店”是我兒時記憶最深的一家小店。一開間門面的老酒店，由一個賣酒的櫃檯和兩張吃酒的台子組成，“老酒店”里除了供應老酒外，還供應簡單的下酒菜，老酒和下酒菜可以堂吃，也可以外賣。老酒有另拷的，也有瓶裝的。另拷老酒按客人需要的量，店主從酒罈里拷出需要的量。
“三年自然災害”剛過，糧食和食品等還是十分的匱乏。在一個冬日裡的下午，至於是那一年，我已經忘了，只記得是過年前，幼稚園里放寒假，我在弄堂里玩，只聽有人叫“園園”（我的小名），我回頭一看是我的祖父。祖父手撐一根竹竿，手挎一隻棉布包袱，來到我家。我安頓好祖父後，大概是年齡太小的原因，幾乎沒有與祖父聊上幾句，又回到弄堂里玩去了，一直玩到母親下班回家。
母親見阿爹來了，叫我到隔壁老酒店，另拷二兩土燒酒，買些下酒的小菜，祖父喜歡喝酒。
我拿了玻璃杯和母親給的錢，到隔壁“老酒店”拷了土燒酒。至於下酒的小菜，只剩下了兩隻鹹鴨蛋，別無選擇，我把兩隻鹹鴨蛋全包了。拿回家後，當母親用刀切開鹹鴨蛋時，我驚呆了，鹹鴨蛋的蛋黃呈黑色，我以為是壞了的。祖父卻說黑色的鹹鴨蛋黃，好吃，比金黃色要好吃。我沒有吃過黑色鹹蛋黃，因此至今不知道，黑色的鹹鴨蛋黃到底好吃，還是不好吃。只是知道，至少現在，黑色的鹹鴨蛋黃是少有的，也許當時，則是常見的。
祖父是第二天早上回家的，手撐竹竿回家，回家後沒有多久，他便故去了。
祖父的一生，可以說是在“煎熬”中度過的，祖父生於清朝末年，經歷了清末民初的社會動盪。祖父家的周圍，是“一·二八”抗戰的戰場，是“八·一三”抗戰的戰場，是解放戰爭中，上海戰役的戰場。祖父家的房屋毀於戰火，又在戰火的間隙中重建。好不容易熬到太平盛世，偏偏遇上了“三年自然災害”。
我徘徊在兒時經常行走的馬路上。馬路兩邊的弄堂，已被高高的公寓樓所替代。近代上海產生的弄堂文化，正在被撕碎，而在這裡則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當代的樓宇文化。對於樓宇文化，我知之甚少，也不甚了解。其實，我根本無法去了解。
可是，當我來到兒時的居住地區，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時代，我熟悉薰陶過我的弄堂文化。
我仿佛看到了，馬路對面的醬油店，緊挨醬油店的是米店，醬油店和米店是我們經常要光顧的。秈米一角四分錢一斤；粳米一角六分錢一斤，鹽和醬油也不過是一角幾分錢一斤。糧油都是憑票證供應，自帶盛器，按照票證上規定的份量，定量購買。鹽和醬油好像是敞開供應的，其實，鹽或醬油這些東西，不管人的食量大小如何，吃得總是少量的，多吃是要吃出毛病的。
我仿佛聞到了，馬路對面“躍進食堂”陽春麵的清香；生煎饅頭的油香。八分錢二兩一碗的陽春麵，一角錢一兩四隻的生煎饅頭，一角錢一兩一碗的小餛飩，吃起來總是那樣的津津有味。“躍進食堂”的隔壁是剃頭店，剃頭店裡剃頭，雖然講究，但價格貴，我兒時從不到剃頭店剃頭，而是在剃頭攤上剃頭。剃頭攤上剃頭，價格便宜，大人一角五分錢；小人一角錢。
其實，我不大情願回顧那些，苦澀和無奈的往事。可是，映在腦子裡的東西，偏偏很難除去，尤其是兒時的記憶。然而，我還是回顧了。我想，人類不能因為現在穿了衣裳，而忘了本來曾經光身的模樣。
我在幸福和苦澀中成熟，在那個年代裡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