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研究成果側重對魯迅文化思想做整體考察。李新宇的《魯迅：啟蒙路上的艱難持守》和《１９２８：新文化危機中的魯迅》認為，魯迅在五四之後面對的矛盾和介入的論爭，每一次都與五四新文化和現代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面臨的危機有關，“魯迅的思想無論怎樣發展變化，都始終守護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立場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現代知識分子話語。”趙樹勤在《新文化精神的孤獨的堅守者》中指出，對於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魯迅都既不是前驅者和領導者，也並不太主動積極。”魯迅積極追求的是實際的現實主義的科學精神。錢理群在《最後十年，魯迅的鋒芒所向》中認為，對“真的知識階級”的認定和追求，以及“思想行動”與“實際的運動”的結合，構成了魯迅“最後十年”的文化業績，“１９３０年代，魯迅更為關注的是對‘今之海’所代表的現代中國文化的批判性審視。”他又在《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中詳細考察了魯迅與陳源等現代評論派論戰的情況，認為這場論戰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乃至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都有重要意義。薛毅在《論魯迅的文化論戰》中對魯迅與胡適、陳源、梁實秋、周作人、林語堂的論爭進行了細緻的論述，證實魯迅一直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扞衛與持守戰士。趙歌東的《啟蒙與革命：魯迅創作的現代化選擇》指出，魯迅創作選擇了徹底的啟蒙而反對循環式的為革命而革命，這種“創作的現代化選擇表明：在現代化思想啟蒙未完成狀態下，中國社會自身內部的革命無助於推動中國現代變革過程。”王吉鵬等的《魯迅留日時期思想轉變價值論》認為，魯迅對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轉型的前瞻性思考中表現出的獨特的思維方式、精神操守和人格魅力以及對社會轉型精神現象的剖析，對於當代處於同樣情境下的知識分子有重要的啟示作用。溫儒敏的《魯迅對文化轉型的探求與焦慮》針對當前某些試圖顛覆魯迅的現象提出質疑，認為魯迅對近代中國文化轉型有獨特的探求，也有不應忽視的焦慮，有時表現為傳統批判中的偏激。黃健在《價值重構：取向與差異——論魯迅與新儒家在現代價值觀建構上的本質區別》中認為，魯迅之所以遭受新儒家的指責，是因為新儒家們不能夠理解魯迅反叛傳統、批判傳統的思維邏輯，也無法充分地認識到魯迅完成思想文化觀念現代轉換之後的思想特點。富強的《個人—現實—文化——魯迅革命觀的內線上索》認為，魯迅從自我與個人的“立人”立場出發，發現了中國當時的現實與文化傳統共同的“反個人”特徵，於是魯迅以此為著眼點，把對兩者的批判融為一體。梁展的《自我觀念與科學的本源》、《個人意志的發展與虛無主義的起源》、《自我、意志與生命》分別從魯迅對１９世紀科學觀念的思索和批判、魯迅對個人意志的詮釋與叔本華的差異及其後果、魯迅的形上學及其矛盾等方面對魯迅文化思想進行了系統探討。劉增人《論魯迅的人格範型》認為，“超越性、意志力、審美性、互補性”是魯迅文化積澱中具有基礎和核心意義的特質，這使魯迅具有了藝術家型、崇高型、理智實現型的人格範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