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學理論博士生研究生 劉聰
拙文就事論事，只講一個故事，我本人也在這個故事當中。
春運時期，人口主要往返於東南沿海與中西部地區之間，有趣談說：其規模之龐大甚至已經影響到了地球自轉。春運之形成無疑與中國迅猛的城市化進程與沿海開放相關，但這只能作為一個外因，其內在因素才是最根本的。什麼才是它的內因呢？還是讓我們分析一段歷史吧。
黃河中下游地區出現農耕文明是中國文明史的上限。黃河，這條母親河不僅給人帶來福祉，也時常發威，給它的孩子們點顏色看看。母親發威當然不同凡響，相比黃河帶來的災難，其他都只能算的上小災小難，所以能治理黃河的人必定是最偉大的英雄。黃河幾經改道才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改道沿途形成了“黃泛區”，即黃河泛濫的區域（與“花園口決堤”事件沒有關係）。也恰巧，黃泛區正是夏商文明的所在地。母親令人捉摸不透的脾氣最早培養出了中國農民的憂患意識。每當黃河泛濫，大陸政權被“江湖”取代。農民流離失所，謂之“流（民）”；農民喪失土地，即亡田之民，謂之“氓”——“流”與“氓”和起來便是“流氓”。可見“流氓”一詞本是苦難的代名詞。一時“江湖”中儘是“流氓”。當英雄們出來治水時，“流氓”們只好乞討度日，於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批乞丐。實際上只有農耕民族才能出現乞丐，遊牧與航海民族並不具備產生乞丐的條件，意思是說乞丐是相對農民來說的，農民是乞丐的前提，沒有農民就沒有乞丐。所以作為以農耕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超級帝國，古代中國也產生了最龐大的乞丐群體。
我們可以看出，農民與乞丐之間有一個中間環節，那就是“流氓”，即是說農民成為乞丐，必須先成為“流氓”。而國家並沒有一個職能部門解決“流氓”問題，那么“流氓”們要靠什麼度日呢？他們手中並不掌握任何生產資料，也得不到任何部門的救濟，以至於乞討是他們唯一可做的事情。實際上說到底，行乞原本是一種自食其力的表現。它與農民或其他行業一樣，至少不會遭人譏諷。人們可能需要隨時在農民與乞丐的身份之間進行轉化，老天或“母親”決定你是農民還是乞丐。以這種憂患意識為基礎，它造成了農民與乞丐並沒有地位上的差異，比如傳統三百六十行中，乞丐也是其中之一，這說明乞丐也有出個狀元的可能性。
黃河泛濫期使農民轉換成“流氓“，“流氓”自食其力裝換成乞丐，待黃河成功治理之後，乞丐重新得到土地，於是再度轉換成農民。可是在明代，黃河穩定時期也出現了乞丐，什麼原因呢？若說經濟發展、城市壯大、戶籍制度等等，其實都是外因，而內因仍然是農民式的憂患意識作祟。比方說黃泛區農民的生活狀態區分農忙時節與農閒時節。在持續半年的農閒期里農民們不事生產，也就不增加儲備，無儲備就滿足不了這種憂患意識。農民們內心揣著憂患意識，而在實際生活中又不得不處於遊手好閒的狀態，農民們普遍陷入了一種矛盾和焦慮的境地。如何從這種境況中逃脫呢？最具經濟頭腦的農民會在這半年的農閒期間裡主動轉行做乞丐，用行乞的方式討得錢糧，這便是部分農民在農閒期里從事的一種獨特的“生產”活動。相比於在農閒時期遊手好閒的人來說，轉換成乞丐的農民便顯得更有“正事”。可是另一方面，農民跨越“流氓”的身份，直接轉換到乞丐，這便使乞討變成了一種欺詐行為，這是乞丐在後來被人所不恥的原因，也是一個開始。（無論是“流氓”轉換成的乞丐，還是農耕季節導致的欺詐性質的乞丐現象，都集中於黃泛區，南方各地並不具備農民轉換為乞丐的條件，首先相對於黃泛區，南方顯得風調雨順，生活資料相對富足，成為“流氓”的可能性很小，更不用說變成乞丐了；第二，南方各地也沒有那么長時間的農閒時期。）
隨著這種行乞的方式逐步發展，在乞丐中間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規矩，乞丐也要有道德。首先，你不能去與你同樣處於農閒時期的區域裡乞討，而必須去處於農忙時節的區域或城鎮裡去行乞，從此形成了一句俗話，叫“兔子不吃窩邊草”，於是處於農閒時期的黃泛區農民不是往東南方向進發就是竄入城鎮當中，這第一次形成了從中西部往東南方向乞討的線路。第二，如果你來的時候走的是這條路，那么回去的時候你就得換條路來行乞，也形成了具俗話，叫“好馬兒不吃回頭草”。
乞丐可按照其乞討區域和乞討方式區分為流動型與城鎮型。流動型乞丐從其黃泛區居住點向東南方向行進，一般是團體出動，到達江浙一帶，最遠可到達福建或廣東，沿若遇見另一乞討團體則要進行協商，以明確劃分地盤，做到互不侵犯；城鎮型乞丐則在城鎮立足，在城鎮中因為需要面對更多的行乞區域劃分的問題，所以相對較早的建立出一種乞討體制，這也促成丐幫的形成。
丐幫勢力的強與弱是由農耕季節決定的，農閒時期丐幫勢必強大起來，而農忙時期丐幫勢力衰微，甚至解散。所以歷史上與丐幫相關的各種事件多是發生在11月至來年5月之間。
由農民式的憂患意識與農耕季節所造成的乞丐現象一直持續到近代、建國後、甚至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無論中國歷史上發生何等重大事件、何種歷史性轉變，但這種憂患意識始終保持不變、農耕季節也總是不變的。這兩個決定性因素塑造了中國農民最穩定的心理結構，也是中國數千年來一直保持著穩定的社會結構的基石。這種憂患意識本來是好事、對農耕季節的依賴也是無可厚非。可是當這種憂患意識與這種對農耕季節的依賴狀況結合時，那就變得很有殺傷力了。從魯迅開始至今對前者批判了一百年，可到今天也沒見扭轉這一狀況；從洋務派開始，其對後者改造了一百多年，今天看來也是成效甚微。實際上，這種憂患意識加對農耕季節的依賴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最大障礙。
看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乞丐現象，它仍然延續了明代以來的模式。真正的轉型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國開始的迅猛的城市化發展，無論是流動型乞丐還是城鎮型乞丐都受到了中國經濟發展與城市化建設的影響。首先，流動型乞丐的行乞方向，即東南沿海居民逐步識破了乞討伎倆；其次，城市的迅速崛起使城鎮型乞丐越來越難以容身。可是農民的這種憂患意識還在、農耕季節也不可能發生變化，那么農閒時期的農民怎么辦呢？當然了，乞討現象依然存在，作為一種欺詐行為，乞討在手段發生過很多變化，如行乞者開始偽裝成和尚籌款建寺廟等等惡劣手段，更有甚者乞討的錢財足夠回到老家懷揣“大哥大”、蓋起小洋樓。可是社會總的潮流將乞丐淘汰了。東南沿海率先興起的城市化高潮，這使城市裡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從此東南一帶與城市主動邀請處於農閒時期的農民來到他們那裡，參與城市化建設。這時，“農民工”的概念首次出現了，處於農閒時期的農民以打工者的身份向東南方向和城市裡進發，成為中國城市化發展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打工者剛剛興起之時，仍然有大量的農民在農閒時期轉換成乞丐。此時正處於乞丐向農民工的轉型過渡期，身份意識還沒有充分建立起來，所以無論是以農民工身份回到家鄉還是以乞丐的身份回來，仍然沒有身份高低之分。若說有區分，那也是你能帶回多少人民幣的區別。比方說，我是乞丐、你是農民工，我能賺到一千塊，而你只能拿到八百，那就說明你不如我，儘管我是乞丐，你是農民工。
直到XX年之後，乞丐才逐漸被農民工全面壓倒，乞丐在農民當中也為人所不恥。也是這個時候，農民工在城市化發展方面的作用逐漸受到肯定，其在城市中的地位也跟著逐步上升，其中不乏錦衣還鄉者。隨著城市發展對農民工的依賴，農民的外出打工也開始不局限在農閒時期，因為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遠遠比不得在城市裡賺得的工資，於是有農民完全放棄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將自己的土地委託給年長的親人，自己則常年在外打工，這股力量越來越壯大。每當春節盼望團圓的時候，農民工的返鄉潮與“學生潮”一起造就了中國的“春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