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經濟》是費老先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對開弦弓村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田野調查後寫成的。這本書給費老帶來了終身的榮譽，開創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化之路。讀罷此書，眼前浮現出一副鮮活的江南農村社會生活的景像，文章沒有什麼華麗的詞藻，沒有太多的主觀評論，字裡行間流露出作者力求客觀的嚴謹的科學態度及強烈的人文關懷，不得不讓人產生由衷的敬佩。筆者打算從兩方面來論此書:一是從文章內容來說，另一則是從文章的方法論來講。
一、首先來說文章的內容，《江村經濟》一書以小見大，通過對中國江南一個村莊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換”等實際生產、生活過程的調查來探討中國農村社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過程，並試圖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把握中國社會在當代條件下的巨觀社會變遷過程以及可能的應付之道。全書的最主要論點或可概述如下：
中國傳統經濟結構並不是一種純粹的農業經濟，而是一種“農工混合的鄉土經濟”。換言之，中國農民單靠農業生產是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的，更不可能養得起一整個地主階級並支撐繁榮的城市消費經濟。所有這些之所以可能，乃靠鄉土工業之補充。因此，一旦鄉土工業崩潰，中國社會的各種潛在矛盾必然不可收拾。這一基本論點乃是中國社會學派以後分析中國問題的全部出發點所在，從而貫穿於以後的一系列著述中。在一九四八年《鄉土重建》中，這一命題表述如下：中國從來不是個純粹的農業國家，而一直有著相當發達的工業。可是傳統的工業都並不集中在都市裡，而分散在無數的鄉村里，所以是鄉土工業。鄉土工業在勞力利用上和農業互相配合來維持農工混合的經濟。也只有這種農工混合的鄉土經濟才能維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態，同時也使傳統的地主們可以收取正產量一半的地租，並不引起農民們的反抗。
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乃是中國農民們已無法維持最低生活水準。造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正是鄉土工業的崩潰，而鄉土工業的崩潰則是因為西方工業擴張進入中國使鄉土工業無力與之競爭：“土貨的市場讓給了洋貨，在享樂上是提高了買得起洋貨者的水準，可是同時卻引起了鄉村里無數靠著製造土貨的工人們的失業。”
鄉土工業的崩潰激化了“傳統經濟里早就潛伏著的土地問題”，因為“中國的租佃制度並不直接建築在土地生產的剩餘上，而間接地建築在農民兼營的鄉村工業上，所以鄉土工業的崩潰實在打擊了中國‘地租’的基礎”。一方面，“地主並沒有喪失他收租的權利，相反的，因為西洋舶來品的刺激，更提高了他們的享受，消費增加，依賴於地租的收入也更不能放鬆”。但另一方面，“佃戶們眼裡的收租者卻變了，成了來要他最後一顆谷的催命鬼”。中國社會的階級衝突空前激化。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本質不是別的，乃是走投無路的農民對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所激發的反抗。由此，解決中國問題最緊迫而必須的第一步是土改、減租、平均地權。但這僅僅是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為如前所言，中國農民單靠種地無法維持最低生活水準。最終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根本辦法乃在恢復發展鄉土工業，使之能從傳統落後的鄉村手工業轉化為鄉土性的現代工業。但這一鄉村工業的改造轉化並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改進問題，而且是一個“社會重組”的過程。中國鄉土工業的轉化這一“社會重組”過程不能摹仿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式，而應建立在農民們“合作”的原則和基礎上，以使經濟發展惠及最普通的廣大農民，而非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