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在一本影視藝術鑑賞學的教科書上看到介紹說巴贊在“《鄉村牧師日記》與羅貝爾·布萊松的風格化”這篇長文中論述了小說與電影的關係，我就屁顛兒屁顛兒地找出書架上那本蒙上灰塵的《電影是什麼》來拜讀這篇文章。
是真正的拜讀，我最後敗給巴贊了。我只能說我從未適應過巴贊的那種調調，一頭霧水，不知所云。我恨得牙根痒痒，忖道，好你個巴贊，你真是活該！我以後要把文章寫成你那樣，我也活該蒙灰塵！
那么不讓巴贊那高深莫測的理論先入我為主倒也好，我正好可以自己發掘。大概是從李碧華，陳凱歌的《霸王別姬》開始，我就習慣先讀小說再看它的改編電影。這個名單可以列出一長列，但正如那些惡毒的影評指南威脅的，我亂打三年，也未成拳師，正好落入錢鍾書那喜歡用比喻的廝的尷尬諷刺：欣賞藝術兒不懂鑑賞，恰等於皇帝時代看守後宮，成日價在女人堆里廝混的偏偏是個太監，雖有機會，卻無機會！
面對如此惡毒的詛咒，我除了拒絕去參觀某天在美術學院的抽象繪畫藝術展外，卻也只能忍辱負重地像個“太監”似的在那些“女人”身上摸索，你可以將之看作是“猥褻”。
這次“猥褻”的對象是莫言。張藝謀的《紅高粱》。
在我對電影發生興趣時，功成名就的張藝謀卻已在他的藝術探索的路上，越走越偏，差不多淪入“唯漂亮主義”的可恥境地；而莫言這個山東高密的可愛老頭還在他的東北鄉筆耕不輟（按：他的《生死疲勞》我還在讀）。
先說小說，1986年的小說，我可以拿它來跟《檀香刑》作個比較。我實話實說，《紅高粱》沒有《檀香刑》精彩。倘要拿出莫言是中國魔幻現實主義代表作家的證據，《檀香刑》更加合適些。不過作為莫言高密東北鄉世系中抗日戰爭的那部分的《紅高粱》在精神氣質上與清末時期的《檀香刑》是一脈相承。
莫言在寫高密東北鄉這片他所鍾愛的熱土時是傾注了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寫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獨時相等的感情的。這片土地上生活著的是一群真是可愛的人。儘管莫言用上了怪力亂神的筆調，但在寫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生活和遭遇時都是圍繞著一個不變的主題的，我要說，那就是對生命的禮讚，沒錯，這點被經常運用到描述張藝謀在這部電影中的成功，但這不是張藝謀自己的東西，而是小說中的東西。莫言寫的東北鄉是生機勃勃，生生不息的，那種洋溢在文字中生命的張力使得那些魔幻筆法真是可觸。
而莫言的語言則是完全的鄉土特色，很好辨認：他在《檀香刑》里寫不同人物的的視角，簡直上天入地，無所不能；尤其是寫女性身份的孫眉娘，那當真是神來之筆。而比較下來，《紅高粱》里通過“我”來旁白敘述的這個故事中”我奶奶“（小說里提到叫戴鳳霞，電影叫九兒）就遜色多了，其實這兩個女性角色是很有可比性的，她們是莫言小說中理想女性的代表，她們追求真正的幸福（通過性福表現），而不惜背叛自己的社會性別，她們是雷同的，但孫眉娘明顯更有光彩。
關於這種女性角色有一點很有意思，她們在小說里雖遭社會輿論傷風敗俗的非議，但未因此受到任何傷害，仿佛這高密東北鄉只有纏小腳這個封建陋俗似的。這可以看出莫言對自己家鄉的感情來了，顯然這是莫言主觀上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