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男性形象是一以貫之的，他們全部不是完人，甚至是個混蛋，但於大是大非，民族大義，他們卻是勇敢無畏的挺身而出，是有一種在血液里傳承的東北鄉精神（莫言也對這種精神的退化感到心痛），例如《紅高粱》里寫”我爺爺“土匪余占鰲，壞事做盡，好事乾絕，我不得不為這么句看起來莫名其妙的話拍一下大腿，妙！
莫言的小說里是一片野性土地上生命力（性慾為象徵的）旺盛的山東高密東北鄉人。
那張藝謀的改編電影呢？（按：莫言參與編劇）
電影自從獲得第七藝術的身份確認後，號稱是前六種藝術的綜合。小說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是否已經對電影俯首稱臣了呢？
表面上看是這樣，我們都知道《紅高粱》是張藝謀的《紅高粱》，多少人聽過莫言是什麼玩意兒啊！這其實是不正常的，正是我一直”痛心疾首“的消費主義造成了這種偏差——電影比小說更具消費性。
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它所獲得的表現手段是前所未有的，但作為大眾消費品的它卻容易陷於一個誤區——追求純視覺的感官刺激，即所謂的“唯漂亮主義”（張藝謀現在存在的主要問題，而他自己對此仍然沾沾自喜）。
原諒我用線上視頻這種糟糕的方式看這部電影，張藝謀這個攝影出身的導演對畫面的追求是一貫的（現在他只追求畫面了），《紅高粱》首先在視覺上是一部“好看”的電影，在這裡不用贅述。但有一點我要指出，張藝謀把電影拍到了黃土十八里坡，與莫言小說里有著肥沃黑壤的東北鄉想去甚遠，不知是不是西安電影製片廠不願為山東省張目，哈哈，一個玩笑。不過張藝謀的這種地域移植總算不是不倫不類，小說的精髓電影裡有，那就是那個什麼什麼（我不願老說它，有點矯情），抓住這個內容，形式可以千變萬化。
不過即使如此，張藝謀還是對影片的內容做了一些改動，這是電影改編的需要，但也是電影這消費主義走狗的可恥保留，例如，對“我爺爺”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或是日本鬼子剝羅漢爺爺的皮這血腥場景，電影都是點到為止，對小說內容這種削弱，我們不能當成什麼事情也沒有。但這怨不得張藝謀，他又不是帕索里尼。對至今仍以種種藉口不肯推出電影分級制度的中國電影監管，我無言以對。要中國電影真能不受這氣，《紅高粱》怕是要被劃到nc-17里去了。
對讀過小說的我來說，被省去的這部分畫面跟李安剪刀手內地版《色·戒》是一個性質，是電影的一種自我閹割，也是對小說的一種精神閹割。
這種閹割同樣表現在對人物形象的處理上，電影裡的人物甚至沒有這篇小中篇里的豐滿。
鞏俐的表演雖然賣力，但張藝謀沒給這時的愛人更多的空間，“我奶奶”在電影不夠野性，大部分人可能對劫花轎時，“我奶奶”面露微笑感到不解，光從畫面上是看不出門道的（電影語言的限制），顯得有些突兀。而在小說里，看到“我奶奶”之前的心理活動，此時看到她的笑容，你就可以對這個形象追求幸福（性福）的判斷進行確認了。
姜文的表演很到位，對電影安排給他的角色他遊刃有餘地完成了。電影對“我爺爺”這個人物進行了刪節，不過老實講，小說里對這個人物的描寫也有點誇張了，這是莫言的嗜好，把男主角寫得神乎其神，無所不能。電影的安排更符合邏輯，觀眾更容易接受，算是改編的成功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