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文革開始時，曾見過您許多次。六六年秋冬之交陳丕顯派我到北京了解文革運動的情況，我以《文匯報》記者的身份，與其他兩位同志一起住在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因為我有記者證，可以在您接見紅衛兵的日子，進入天安門城樓前，多次看到您這城樓上向紅衛兵揮手致意那種激動人心的場面。六九年我參加了上海國慶節赴京觀禮團，那時我們住在中南海，就在您身邊，鄧穎超同志還到住地來看望我們。國慶那一天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中南海是那么靜悄悄的，觀禮時，我又一次經過您的住地，上了天安門城樓，看到您與周總理在一起檢閱遊行的隊伍。在城樓的休息廳，您與林彪兩人坐在沙發上親切交談，姚文元還把我找去，把我介紹給陳伯達，我們三個人在休息廳一起交談，可惜陳伯達一口福建腔，我一句也沒有聽懂，姚見我無法接話頭，是他一句一句地當翻譯。國慶節晚上舉行了煙花晚會我們在城樓上，看著您與康生兩人一起乘電梯上城樓，我們排著隊守候在旁，您向我們一一招手。大家更是雀躍歡呼，那一天晚上，在城樓和廣場上人頭攢動，大家都是那么興奮若狂地觀看天上的煙花和地上的燈光，六九年那次國慶觀禮的活動，始讓我永志難忘。
我是建國以後成長起來的一個知識分子，雖然在解放前就參加了地下黨，但我是五o年進的大學讀的歷史專業，從六四年起，我是在上海市委直接領導下參加寫反蘇修、批蘇修的專業文章。六五年初起我奉命一直在姚文元領導下工作，為他寫作的需要作一些資料性的工作，我很少出頭露面，只想默默無聞為黨多做一點工作，獲悉我們的工作是為您老人家服務，我是以此為榮的，並想儘量主動多做一些對黨對人民有益的工作。您晚年由於白內障視力退化，您通過姚文元讓我為您組織上海的專家學者標點了八十六篇古文，您打開了中美關係外交的僵局，為了外事工作的需要，我們組織了近現代世界史方面的專家翻譯了許多專門的著作，還翻譯了許多西方古典自然科學的理論著作。您送給許世友那本哥白尼的《天體運行》，正是復旦大學理科大批判組重新翻譯後上送給你的。當您支持大學辦學報時，我們辦了《學習與批判》這份復旦大學的學報，當您希望繁榮文藝創作時，我們辦了文藝刊物《朝霞》，中美關係改善以後，當人們需要了解外部世界時，我們辦了三本摘譯，當您關心下鄉知識青年的境遇時我們組織出版了青年自學叢書，讓上海的大學到農村去辦函授，讓農村的知識青年可以繼續學習，只要是您關心的，黨和人民需要的，我們都盡心盡力地去做。不求名，也不求利，只求對黨對人民有益，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安慰。
毛主席，你您世以後，我們的境遇發生了根本的逆轉，我們所做的一切受到了組織上的重新審查，我被帶上了xx的帽子，被判了十四年徒刑，一下子被打到最底層。剝奪了自由和工作的權利，對這一切變化，我無怨無悔，我做了什麼，我為人的準則我自己心裡有數。所以我沒有因個人的得失背上思想包袱，以平和的心情面對眼前的一切困境。如何審查，如何判決那是組織上的事，我左右不了，對我而言反而給我提供了時間，過去忙忙碌碌的沒有時間好好系統地讀一點書現在有機會了，靜下心來讀書，我讓媽給我買了一套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鑑，我還把過去身邊的馬列著作和您的著作，一起送進隔離室來，我系統讀了資本論，讀資治通鑑，二十四史從頭讀起，還讀四書五經，使我悟出了很多道理。您是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讀那些書，我是在牢房裡系統地讀那些書，這也是跟您學的。您不是講五個不怕嗎？我在受審查和被關押期間，也沒有什麼恐懼，所以雖然環境不太好，健康也還沒有摧垮，這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即便是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中，我也還想著如何為人民做一點好事，不能白吃人民的飯呀！我與獄中一些有知識的青年和我的同案犯們一起為監獄辦了一所文科大專班，四十二個學生，都是在押的犯人，幫助他們補習文化，從高小文化補起，直到他們通過電大考取了中文專業大專班的證書。學了文化，思想也好了。這些年青的犯人，出獄以後走上正途了。當然這一切還是決定於監獄當局的開明，記得那時的監獄長就是現在上海市人大的主任劉雲耕，我離開提籃橋時，他還找我深談了一個晚上，他還鼓勵我出獄以後，繼續努力上進。我這個人跟了共產黨一輩子怎么能自暴自棄不求上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