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逝》作於五四落潮時期，正如魯迅在顯示中所體會的各樣人生情態，高升的高升，沉淪的沉淪，這些個體所表達的都是先驅者對於寂寞中選擇的不同的歷史命運。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縛後自我選擇的結果，它具有不可迴避性，這不僅來自五四偏執錯誤的啟蒙思想，更有對自我認識的絕望與希望的模糊體驗。《傷逝》是以涓生手記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對會館的敗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寫都帶有回憶的性質，而這種回憶，終於沒能落入烏托邦神話的幻想，最後還是回到現實，重新面對新的痛苦與寂寞，咬著牙關選擇了歷史。子君和涓生對自我個體解放中蘊涵的有魯迅前期的浪漫主義和個性主義的思想，他的以“個人”為本位的個性主義思想與封建傳統思想以封建“社會”為本位的思想構成了尖銳的對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對個人生存權利的漠視和對思想的摧毀中，魯迅把西方浪漫主義的某些觀點也寄托在這裡。子君和涓生一起讀泰戈爾、雪萊的詩，一同散步，探討未來，於無畏中將自我從封建牢籠的束縛中釋放出來，實現了自我的啟蒙，在這之後的一段時間，是徘徊在希望邊緣中漸而升起的絕望，這種絕望來自於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對的是現實的危機，經濟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與涓生對這種生活產生懷疑，於是一個開始沉溺於與官太太的勾心鬥角中，一個開始在內心中反思現實，這種背道具有歷史性的選擇意義，個性解放後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與整個社會歷史相結合、相協調，而這種結合與協調又不至於喪失自我。這之中，魯迅提出的，是個性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係問題。對個性啟蒙的懷疑已不只是一個單純的體驗，更升華為對人的自覺的懷疑。人的獨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覺都應是與人相協發展的。
當魯迅著力於個體生命體驗時，他感到的是極大的孤獨，這種孤獨，在《傷逝》中的體現，不僅有世人對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們之間的無法溝通，於是個性主義在此淪落為對於“啟蒙夢”的深刻懷疑與絕望，這種深層意識與潛在心理使得溫情的文字背後浮現的是更為深刻的思考。個性精神的解放，脫離了變革社會制度的鬥爭，是無法得到結果的，然而魯迅又從根本上否定了為了“愛”而犧牲個人意志和個性的人道主義，涓生也說“愛必須有所附麗”，而這種“附麗”不僅來自對現實生活的經濟需求，更應有雙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這種希望似乎又於一瞬中陷入虛妄中，悲劇主人公自身本就是與周圍環境相對的，個性主義與人道主義在魯迅看來是無法調和的，在這種絕望與希望的交織中，魯迅認為應使其並存對立，擇其能用者而用之，愛則愛之深，恨則恨之切，魯迅不是“泛愛眾”，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義，他也不是純粹浪漫的個性主義者，他既否定脫離開個性主義的的人道主義，也否定脫離人道主義的個性主義。正是在個性主義與人道主義相交織的此消彼長中，魯迅在絕望與希望的中間，依然孜孜不倦的實現著對自我與社會的啟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現在看來，也是啟蒙者們不可迴避的歷史命運的選擇，具有必然的孤立性與矛盾性。
作為處於絕望與希望之間的啟蒙者，魯迅也咬著牙關選擇了歷史，他從來不否定或掩飾自身思想的矛盾與破碎，將慈愛與悲愴互為表里，使“愛”與“死”成為對立永恆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進了歷史的荒原中，孤獨的承擔啟蒙的責任。《頭髮的故事》中n先生的憤激，《孤獨者》里魏連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樓上》呂緯甫的感喟，都表現出先驅者對社會歷史的背離與逆轉，但這種背離又並非完全的復歸，這種陷入極端孤立的狀態中的先驅者，面對這種寂寞，或在絕望中死亡，或於希望中沉淪，辯不清真正的方向。這種深刻的歷史使命感，在魯迅一直默默進行的啟蒙工作中，是由自我來背負的，這種孤獨與寂寞之於絕望與希望，是置於之中的艱難。他曾在《<吶喊>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時候也曾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然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歷史給予先驅者的饋贈，全由自我一力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