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取費用，被子產指責為“不法先王、不事禮義，而好冶怪說”(《荀子，非十二子》)，竟因此而慘遭殺害[1]，儘管周禮為尊重貴族，規定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而由其下屬代為出庭(參見《周禮，小司寇》)，但此種規定在歷代的律例中並未記載。即使對職官犯法，歷代律例中也沒有就是否可以由他人代理的問題作出規定，因此一般平民百姓，自然不能請他人代為出庭辯護[2].不過，自秦以後，在一些典籍中曾出現過有關律師的稱渭。如後漢時，曾有人建議聘請散居的“三公”做朝廷的法律顧問，以備“朝有疑議及其刑獄大事”時進行咨訪“。至明帝時，大夫衛凱提出設定”律博士“主張，明帝曾採納了這一建議[3]不過，自唐代以後，律例有不少禁抑訟師，嚴懲訟棍滋訟行為的規定。如唐律例有禁止”為人作辭碟加狀“，及”教令人告事虛“的兩條律文。明、清律並設有嚴禁”教唆辭訟“條文。明清律都規定：為他人寫訴狀，狀內稍有誇張不實，以致所控罪名有所出入，寫狀之人就犯了誣告反坐之罪[4].《大清律例》更是嚴格禁止為他人寫作訴狀時誇張不實。其中規定：”代人捏寫本狀，教唆或扛幫赴京及赴督撫並按察司官處，各奏告強盜、人命重罪不實，並全誣十人以上者，俱問發近邊充軍。“”訟師教唆詞訟為害擾民，該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緝者，如只系失於覺察，照例嚴處。若明知不報，經上司訪拿，將該地方官照殲棍不行拿例，交部議處。“供訟師所參考而可能助長訴訟的書籍也一概嚴禁，代人屢寫訴狀，即使無不法情事，也應受罰。請代曾設立過官廳許可代書制度，由官府組織訟師寫作訴狀，但這一制度也在以後被禁止。
訟師之所以受到官府的嚴厲查禁或監視，一方面是因為我國傳統文化始終認為“訟則凶”，而應息訟、終訟並導致無訟。而訟師的行為常常導致興訟，陷人心於不古[5]，因此應予查禁。另一方面，這一制度也與我國古代的司法制度具有密切聯繫。張偉仁先生指出：“因為我國社會以家庭為單元，許多制度都以家庭為模式，司法制度也是如此。法官審案就像父母處理子女間的糾紛，(事實抗訴訟當事人都稱地方官為‘父母官’，自稱為‘子民’。)在一般的情形，只要子女將事實陳述清楚，父母就可作為妥當的處理。子女如果訴說不休，固然已無必要;假如又請了外人來幫助辯論，則更大為荒唐。這樣的不肖子女固然要嚴加教訓，而那些離間骨肉、撥弄是非的外人更該從重懲斥，否則父母的威嚴蕩然，親子間勃溪迭起，不僅家將不家，整個社會都將崩析瓦解了[6].”還應看到，請代的訟師雖粗識或熟識法律，但不少人利用老百姓不懂訴訟或負氣爭訟等，而巧言挑唆，多方包攬，從中漁利，一些人心術陰詐，常對當事人大施敲詐，因此其既為官府痛恨，也不受民間歡迎。所以，民間將訟師稱為“訟棍”或“惡訟師”，也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