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將優質的貨物源源不斷地運送到港口，泉州人架起了中國第一座跨海石橋一洛陽橋。這座橋樑首創筏形橋基，並且採用種植牡蠣的方法加固橋基，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將生物學和工程學綜合運用的最成功的例子。洛陽橋建成之後，港口附近的許多地方紛紛仿照它的造橋方法，建成了許多長度不一的跨海石橋。其中堪稱中國最長的古代跨海石橋的是安平橋，橋長2250米，俗稱“五里橋”，素有“天下無橋長此橋”之說。當時人們這樣形容泉州的橋：閩中橋樑甲天下，泉州橋樑甲閩中。
古代泉州人的智慧卓越超群，早在一千多年前，他們就能夠用“桐油加釘子”造出世界上最先進的船種：福船中的泉州船。1925年，泉州灣後諸港曾出士了一艘宋代古船，殘長24．2米，寬9．15米，復原之後，它的長度可以達到36米，寬11米，載重量200噸以上，是當時泉州所造的中型的貨運海船。從它的剖面模型上，我們可以發現它有十三個水密隔倉，水密隔倉在中國的運用始於唐代，比歐洲早了一千一百多年。另外，我們還可以從這艘船模上發現，它的船錨采有物是木爪石碇的結構。近百年來在日本、朝鮮等地發現有不少與泉州船相雷同的碇石，這足以證明古代泉州船的足跡。
近年來，我們在港口附近發現多艘沉船。其中1980年在法石灣發現的一艘載重量噸左右的宋船上，有一片蔑帆的殘件，屬國內唯一的一件珍貴文物。蔑帆是泉州古代海船用帆的一種類型。在南宋前，棉花種植紡織沒有廣泛推廣之前，只有官船才用得起昂貴的絲織品作帆。聰明的泉州人用蔑片、竹葉等天然植物原料製成蔑帆，一直到明朝仍廣泛運用。
一艘艘性能優良的泉州船駛向朝鮮、日本、駛向東南亞，甚至遠渡重洋，駛向非洲東部，駛向地中海，將精美的刺桐緞和中國瓷器帶到了世界各地。同時也載回了無數為經商、傳教等不同目的而來的海外友人。
在當今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同種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間，都會產生矛盾和衝突。但古代的泉州卻以她博大的胸懷，同時容納了多種宗教共同生存和發展。這當中有中國傳統的道教、南朝傳入中國的佛教，還有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千百年來，泉州的石刻默默記載了諸多宗教在泉州的興衰。象清源山上中國最大、最古老的道教石刻老君岩；晉江東石南天寺的“西天三型”佛教石雕；伊斯蘭教“蓄刻墓”石碑；基督教的“也里可溫吳安哆呢嗯碑“和“安德列·佩魯賈基碑”；印度教保護神毗濕努力雕像以及世界僅存的草庵寺摩尼光佛雕像和摩尼教經文石刻。除此之外，海交館內現存的五百多件宗教石刻，無一不證明，泉州無愧於“宗教博物館”的稱號。
明代，是中國及全世界航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提起“鄭和下西洋”，總能牽動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鄭和率領由兩萬七千多人和近兩百多艘福船組成的船隊由泉州起航，浩浩蕩蕩駛向“西洋”，你可知其中有多少泉州人辛勤的汗水。據史料記載，鄭和船隊中百分之七十五的水手來自福建，僅在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在福建訂造的海船，就有一百三十多艘。鄭和寶船，是船隊中的指揮艦。史書記載“長四十四丈四，寬十人丈“，為福船型。復原後長約126米，寬約51米，載重量可達七千多噸，排水量一萬五千噸，可稱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萬噸輪。由於當時沒有機械設備來推進它，只有充分利用風力，因而它的帆特別多，史稱“九桅十二帆”。
然而，就在鄭和船隊滿載和平和友誼駛向世界各地傳播大國禮邦的優秀文化時，明朝政府兩度宣布實行“海禁”，只允許泉州和流球通商，泉州由此成了對琉球貿易的中心港口，兩地關係漸密切。明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賜福建人三十六姓移民琉球，這對當地的經濟文化發展及朝貢貿易的進行，起了很大作用。現在日本仍保留有這三十六姓的族譜，證明了琉球和泉州的親緣關係。
作為當時中國的一個附屬國，琉球王要由明朝冊封，在歷代冊封琉球使一覽表上，我們能看到明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至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的四百多年間，共有二十五位使臣前往琉球冊封。“封舟”是冊封使臣所乘坐的船隻，都是由朝廷下令福建承造新船或買船改裝。據記載明萬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所造的一艘封舟，長15丈，寬3．16丈，有28艙，並有三層船艙，船尾還建有尾樓，安放海神媽祖，祈禱平安。
在明代，倭寇曾多次進犯我國沿海。泉州作為一個沿海大城，自然也不可倖免。明嘉靖年間倭寇犯境的簡表顯示，在短短的四十四年里，倭寇進犯達十五次之多，每一次都給泉州沿海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
為了抵禦倭寇進犯，泉州人鑄造了大大小小的鐵炮，有的重達一萬多斤。同時，泉州還湧現了一大批抗倭英雄，其中有和戚繼光並稱“俞龍戚虎“的俞大猷。
由於“海禁”，刺桐的官商貿易日漸衰弱。沿海商人的貿易受到影響。為了同朝廷相抗衡，沿海許多海商紛紛組織了規模宏大的船隊從事私商貿易，最具代表性的是鄭氏海商集團。創始人鄭芝龍，在年輕時到過日本，並在乎戶與田川七左展門之女結婚，生長子鄭成功。鄭氏集團將日本作為主要貿易對象，同時與荷蘭等國及東南亞地區有貿易往來。在我國貿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