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稅務機關的執法活動中，自由裁量權被廣泛地套用並滲透到具體執法行為的各個環節。自由裁量權是由法律、法規授予的職權，是一種“合理合法地進行自由選擇的權力” 。在具體實踐中，自由裁量權的過度或不合理行使可能出現以下三種情況：一是行政主體超越法律的授權行使自由裁量權，即超越職權；二是行政主體在法定範圍內依照不正當的動機行使自由裁量權，即濫用職權；三是行政主體在法定範圍內違背法律授權的目的，不公正或不適當地行使自由裁量權。《行政訴訟法》賦予了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審查權，使超越職權與濫用職權的行為得到了制約，但不合理的自由裁量權則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濟，使稅務機關在法定範圍內的任意執法行為缺少有效制約，易導致執法不公。稅收執法責任制的建立和實施，著力從微觀權利方面解決了具體權力行使過程中的制約問題，對於自由裁量權合理運作的控制作用具有良好的實際效果。
一、行政自由裁量權合理性的判斷及決定因素
行政自由裁量權賦予行政機關在適用法律、法規時，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具體要求，在法律法規規定的範圍、幅度內，依照法律、法規規定的方式、標準作出選擇，這種選擇只要在法定的幅度內，並符合法定程式，那么即使相對人認為行政決定不公平、不合理，也很難對此提出異議；即使提出異議，也難以得到相對滿意的處理。因此，在實踐中，對稅務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是否“合理”的判斷與控制是一道難題，從理論上解決這一難題並從實踐中加以控制，對於消除執法不公的現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自由裁量權合理性的判斷。
筆者認為，對於自由裁量權合理性的判斷有以下三個標準：一是行政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必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二是行政機關運用自由裁量權作出行政行為，必須建立在正當考慮的基礎上，並符合情理；三是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行為之間應保持一定的連續性。
實際上，在判斷行使自由裁量權合理與否時，上述三項標準應統一、綜合地進行考量。具體來說，行政主體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必須正確體會立法者的意圖，即立法者制定法律規範所體現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則，並將這種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則與執法機關所在地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具體環境相結合，同時保持執法的連續性與穩定性，且以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為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權的行為符合上述條件才是公正的、適度的、合理的。
2、自由裁量權合理運作的決定因素。
在現有立法狀況下，自由裁量權合理運作的關鍵取決於兩個方面的因素：
其一，行政主體能否正確理解立法意圖，併合理決定“是否行為”以及“如何行為”。自由裁量權的運作結果是否符合立法者的立法意圖，取決於行使自由裁量權的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是否能夠遵循正確的原則行事。在實踐中，執法人員由於受個人素質、水平、好惡的影響，以及外來因素的左右，都可能導致自由裁量權的不合理適用。
其二，自由裁量權是否得到了有效的制約和監督。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權力的行使就可能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從而背離權力設立的初衷，蛻變為謀求私利的工具。
綜上所述，現階段單純從法律程式上無法有效控制和監督自由裁量權的合理運作。要促使正確合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必須探索一種能夠有效防範和制約行政主體不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權力規範制約機制。從這個意義上判斷，稅收執法責任制就是一項非常有效的監督和制約自由裁量權合理運作的制度體系。
二、稅收執法責任制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監督和制約
稅收執法責任制是依據國家稅法及其相關法律、法規，界定稅收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的執法主體資格，明確執法責任，規範執法程式，並通過考核執法質量和追究過錯責任，從而有效地監督和規範稅收執法行為，保障稅收管理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一種執法監督制約制度。它以強化責任追究為突破口，著力從微觀權利方面解決具體權力行使過程中的制約問題，使自由裁量權的合理運作得到了有效的監督和制約。
1、稅收執法責任制將權力分解量化，規範稅務執法人員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稅收執法責任制首先解決的是執法主體亦即責任主體問題，對現行的法律法規進行分類梳理，根據管轄區域內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狀況，科學地確定管理部門及其管理許可權，審定執法主體資格，明確執法依據，徹底改變“執法主體不明、責任不清”的現象；其次，執法責任制的核心內容是明確執法責任目標，明確執法責任。稅務機關將執法責任逐級逐層予以細化，最終落實到具體的執法崗位和執法人員，形成人人負其責、人人有壓力的責任體系，有效防止稅務人員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拖延履行法定職責、不認真履行職責情況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