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再來看看城鄉之間因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經費的差距。它在相當程度上涉及教育質量問題。
就全國範圍而言，1993年，城市國小生的人均經費為476.1元，農村為250.4元；城市國中生的人均經費為941.7元，農村為472.8元。差距分別為1.9倍和2倍。到1999年，兩者的差距都擴大到3.1倍，絕對金額分別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將比較的單元下放到省級行政區，城鄉之間的極差將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屬郊區）國小生的人均經費高達879.2元，而安徽農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國中生的人均經費為2157.7元，貴州農村僅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極差進一步拉大，國小生的城鄉差距擴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貴州農村323.6元），國中生的城鄉差距則擴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貴州農村416.7元）。
而同一省區內部城鄉之間也同樣存在著巨大差距。以貴州為例，在整個90年代，其城鄉國小生的人均經費差距都在3倍，國中生都在4.2倍。鄭州市1999年國小生的人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為河南省農村平均額的5.9倍，相當於滑縣農村的14.7倍；關於國中生的情況，最高的新鄉市與全省農村的平均數相差5.9倍，與最低的延津縣相差11.4倍……
3、教育財政改革："以縣為主"的局限
應當看到，城鄉之間的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鄉經濟差距的結果。但同時也必須承認，它是教育資源的汲取和分配製度即"分級辦學"制度的必然歸結。
自1985年實行的以鄉鎮為主的"分級辦學"制度，作為一項至為重要的公共政策，未能起到統一調配資源以確保全體適齡人口平等地享受義務教育權利的作用，而是在單純強調發揮地方"辦學積極性"的邏輯下，將應該由政府、社會和家長共同承擔的義務教育的"義務"主要轉嫁給了農民，將理應由各級政府共同承擔的責任主要轉嫁給了鄉鎮和村。其結果是，不僅給廣大的農村和農民造成了沉重的負擔--1985-1999年間向農民提取的"教育費附加"總額超過1100億元，1993～1999年間向農民徵收的"教育集資"超過516億元；鄉鎮財政則普遍成了"教育財政"--，而且進一步強化了城鄉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它不是將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在教育層面上縮小，而是將其擴散和放大，從而造成了農村教育的遲滯和城鄉教育差距的擴大，農村少年兒童的失學和教師工資的大面積拖欠也隨之變成了幾乎不可逃脫的"宿命"。
所幸的是，在"分級辦學"制度運行了16年之後，它的弊端終於得到了承認--雖然是一種誰也不負責任的默認--。去年6月，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農村義務教育實行"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新體制。今年4月26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強調要實現兩個轉變，即把農村義務教育的責任從主要由農民承擔轉到主要由政府承擔，把政府的責任從以鄉鎮為主轉到以縣為主。5月中旬，國務院辦公廳又在相關檔案中對"以縣為主"作了詳細規定，其核心是縣級政府負有確保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責任，即通過調整本級財政支出結構，增加教育經費預算，合理使用上級轉移支付資金，做好"三個確保"（即工資發放、公用經費、危房改造及校舍建設），而鄉鎮不再承擔義務教育投資責任的重壓。新體制運行一年之後，據新華社的報導說，全國已有75%的縣市實行統一發放教師工資，今年內則要求全部推行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