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體結果看，合議庭審理的案件中解除婚姻關係的結果更為普遍。103起案件的最終結果為解除婚姻關係(94起叛離，9起調離)，占85.12%。實體結果的單一，成為合議庭審理離婚案件的又一特點。這主要與案件性質有關，被告下落不明及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占普通程式案件的78.52%，而這兩類案件中，維護原告利益成為法官更關注的方面，解除婚姻關係或許是最恰當的處理方法。
圖3：結案方式統計圖
(三)調解情況
適用情況。調解結案的案件占49.3%，且撤訴的案件大多也是調解的結果，故調解是法官處理離婚糾紛的首選。首先，“和為貴”，調解是一種有效的解紛方式，也是法官考核的重要指標。其次，“清官難斷家務事”，離婚案件涉及當事人的情感、親情等法律無法規制和評判的因素，而調解卻能最大程度地促進糾紛的妥善解決。再次，訴訟的激烈對抗性的弊端在離婚案件的審理中體現得尤為突出，應儘量避免。最後，法律明文規定審理離婚案件應進行調解，這是普遍運用調解的法律依據。
調解和好的情況。調離的案件439起，而調和的僅56起，占調解結案的11.31%；即使將原告撤訴的177起案件全部歸為因法官調解而撤訴，則調和的案件也僅233起，遠低於調離的案件數量。這說明調解雖廣泛採用，但調解和好卻困難很大。
調解次數。調查前我認為，若較多採用調解方式結案，則可推測法官進行調解的次數和時間理應不在少數，但調查結果推翻了這一預設。案卷中反映出的調解過程及相關信息並不太多，而形成調解筆錄的案件僅118起，且96起案件僅載有一份調解筆錄，調解結案的數量與調解次數顯然不成正比。與法官的訪談解答了這一疑惑。調解筆錄並不能真實地反映法官的調解次數及調解工作，審判方式改革使法官對杜絕“久調不決”的要求極為重視，法官極力消減案卷中所反映出的調解的相關信息。即使法官“面對面”、“背靠背”做了大量工作，但將其載入案卷的卻是少數。甚至有法官聲稱，“有時給當事人做工作是不記筆錄的，若當事人的態度有所轉變或案件發生較大變化，才補記筆錄並載入案卷。這樣做的目的是在案卷中抹去法官的痕跡，顯示對當事人意思的尊重。”非正式開庭的現象在司法實踐中確實較多地存在。
四、前瞻：離婚案件蘊涵的理論問題
實證調查的價值並不局限於描述現實，更重要的是發現實踐中存在的理論問題。通過對實踐近距離的觀察，我認為離婚訴訟中有以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一)離婚案件為什麼調解和好如此困難
調解是研究中國司法不可迴避的問題，但在離婚案件中，調解和好極其困難的現狀卻更值得關注。其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案件性質方面，凡訴至法院的離婚案件，原告大多經過一定考慮才做出選擇，其離婚決心較為堅決，夫妻關係的危機也更嚴重，不易達成和好協定。同時，離婚案件紛繁瑣碎，涉及當事人的感情、經濟、生活等因素，給調解和好帶來一定難度。第二，當事人方面，離婚案件涉及情感因素，當事人的心理狀態會對案件處理帶來很大影響。夫妻走到離婚這一步，一方或雙方可能心存忿恨，從而不能理性地處理問題，調解過程中若控制不好局面及雙方情緒，很可能激化矛盾，使其在激動情緒的影響下做出合意離婚的協定。第三，法官方面，離婚案件調解的難度及特殊之處，要求法官具有足夠的司法實務經驗及生活經驗，很難想像沒有婚姻經歷的年輕法官，面對瑣碎的家事紛爭，能夠遊刃有餘地進行協調和規勸。因此，離婚案件對法官的調解技巧有更高的要求。此外，離婚觀念的轉變對法官調解工作的導向也有所影響，離婚的普遍化及“隱私權”保護的倡導，使部分法官認為離婚案件涉及個人隱私，應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在雙方均同意離婚的情況下，法官即調離結案，並不過多考慮當事人是否有和好的可能，這一點在訪談中為部分法官所證實。但上述分析顯然較為籠統，需進一步研究。而既然調解和好如此困難，實務界與理論界為何仍強調調解，調解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也值得關注。
(二)離婚標準
現行法律將離婚標準概括為“感情確已破裂”，在此基礎上列舉了準予離婚的具體情形。雖然1989年《關於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如何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若干具體意見》也對此問題作了規定，但離婚案件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十多年前的司法解釋無法窮盡現實中婚姻問題的種種情形，離婚標準仍存在較大的模糊性。離婚標準仍需進一步研究。
另一層面，法官審判時究竟依據何種標準判決是否離婚也值得關注。訪談中，法官普遍承認，如何認定感情破裂是審理離婚案件的棘手問題之一，但其在審判中主要以“對號入座”的方式處理此問題：若存在法律規定可準予離婚的情形，大都判離；若不存在，則大都維持夫妻關係，待其再次起訴時，再判準予離婚。甚至有法官聲稱：“判維持夫妻關係，並不會形成錯案。既然沒有法律規定的情形，就可以給當事人一次機會，若婚姻關係果真無法維繫，當事人自然會再次起訴，到時再判離比較妥當。”因調查的範圍和程度有限，該解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有待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