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了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最後，我想談談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
我認為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有以下一些：首先，加強農村基礎建設，為農民建立起市場中心和交流中心，加快信息流通。因為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的城鄉分割，無疑也將進一步拉大城鄉居民在科技文化素質和綜合能力上的差距，形成資訊時代的兩種公民，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環境和條件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支撐起來的將是一個是衡的社會。其次，在政策上應積極保護農業，擴大農業投資。我國現階段，農民幾乎不能享受到國家政策上的什麼優點，農業沒有特殊性可言。因此也很難會有特殊的發展，這些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大量的投資。再次，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調節城市居民的高收入，農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把農民、農業、農村中蘊藏的巨大潛力煥發出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使中國穩定，政通人和；只有農民增加收入，減輕負擔，才能保持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的多樣化，發揮民族特色，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最後，應該提高農民素質，加強農民教育，在農村中建立各種各樣的培訓班和學習班，進一步擴大義務教育。
記者調查中採訪到的多位社會問題專家均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民眾生活水平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種被剝奪感。
過度追求gdp政績。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惠及全體國民，而絕不是單純追求gdp的增長，而不管社會財富流向何方。以gdp為導向的政績觀，加劇了官員的短期行為、做表面文章、不計後果地等招商引資等行為，而且嚴重助長官商勾結的腐敗行為。以房地產為例，這些年來老百姓因畸高的房價而買不起房，就連一些官員也說買不起房，許多人無可奈何地成了“房奴”。房價為什麼居高不下？其根本原因就是一些政府依靠著房地產的泡沫，來支撐gdp的增長。據有關資料，房地產在一些城市gdp份額中占到了60%以上。最近的電視劇 《蝸居》也真實地反映了高房價下底層百姓的生存現狀，真實的令人窒息。上海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顧駿說，如今出現的很多民生問題，從根本上來說並不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正常現象。比如說，上海市的退休工資比在崗的最低工資標準960元還高。他指出，社會不怕貧富差距，就怕個人沒有改變社會地位的機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民眾的不安全感進一步增加，因為生活中的壓力不斷增加。而這種不安全感又表現為多個等級：第一，生計困難；第二，就業壓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沒有穩定的安全預期；第四，對社會公平有看法。
中國社科院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研究員認為，“仇富心理”的提法實際上是不對的。所謂的仇富，只是對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進行權錢交易的群體的不滿，而不是籠統地對所有富人的不滿。
著名學者薛涌在其多篇專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的老百姓，絕大多數擁護市場經濟，對正當渠道獲取的財富相當尊重。沒有人仇恨姚明，沒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仇富”的說法，是因為許多富人的財富來得不正當。他指出，均富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美國作為一個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已開發國家，對貧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實比中國還要低得多。而目前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正在傷害中國社會的整體利益，中國必須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說“不” 中山大學教授舒元表示，過去近20年的數據表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已經表現出過度向政府部門、向大型企業傾斜的趨勢。“最突出的問題是收入分配的結構不合理，兩極分化有逐漸加大的趨勢，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當中，資本所得的部分不斷上升，勞動收入所得不斷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