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是沒有哥哥弟弟的，家裡面清一色的女孩子，所以每當聽別人談起自己的哥哥、弟弟時，內心又是羨慕，又是妒忌。高一的時候，我意外地有了一個弟弟，這著實讓我興奮了好一陣子。這個弟弟其實只是我父親朋友的兒子。父親的朋友是浙江溫州人，在上海從商。由於沒有本地戶口的流動人口子女是無法在上海正規學校正式註冊入學就讀的，為了能讓自己的兒子獲得良好的教育，於是他拜託我父親把他的兒子公證為自己的乾兒子，從而獲得擔保，以此來取得進入上海名牌學校的“敲門磚”。就是從那時起，我的心中埋下了對上海市流動人口子女教育體制不公正問題的懷疑的種子。
此後又親眼目睹了父親的一些來滬工作的外國朋友為自己子女的教育奔波忙碌、四處求人的辛酸苦楚，於是對上海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的不公正問題又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
但真正觸動我去進一步深入對這樣一種社會不公正現象的調查和探討的，是一次偶然的支教的經歷。
雖然曾經有通過各種渠道了解過支教對象的情況，可真正目睹和經歷了卻依舊帶給我深深的震撼。
那是一個用小小一塊不足百平方米的空地作為操場，有著十幾個如同防空洞一般晦暗擁擠的教室和明媚笑容的學生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坐落在曲折的小徑深處，和周圍林林總總的房屋混雜在一起，一點兒也不起眼。
走進一個高年級教室，發現大伙兒圍坐在一起，各個手裡捏著牌，湊近一看，竟然是“鬥地主”。在場的老師很尷尬地向我們解釋說，由於近期操場維修的緣故，下課以後就不允許學生去操場活動，但打牌這樣的事學校是明令禁止的。我們佯做理解狀，內心卻忍不住犯嘀咕：這些學生的課餘生活竟是如此低俗而單調，社會上的低級趣味竟是如此猖狂地侵蝕著他們的校園文化。
上課鈴響了以後不多時，一個其他班級的同學衝進我們所在的教室，慌慌張張地對我們身邊的教導主任說，老師，教室里沒人上課，同學們亂作一團，現在怎么辦？教導主任顯出為難的樣子說，老師不在，我也沒轍啊，你讓大家先自習吧。小小一件事，卻反映出學校管理體制的鬆散，讓人忍不住為學校的發展和學生的前途捏一把冷汗。
而據我所了解，情況與之相近甚至更為糟糕的農民工子女學校並不在少數。
形成眾多流動人口子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亦即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所致，這多多少少牽繫著“三農問題”，而教育更是事關我國民族命運的重大命題，有此雙重要義在身，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的重要性則是不言而喻的了。
一、調研背景
據統計，1988年上海外來流動人口為106萬人，到90年代前期已經翻了一番，1993年達到251萬人。在xx年上海進行的建國以來第一次流動人口普查中，外來流動人口總數達到387.11萬人，流動人口規模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名列前茅。xx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和統計局進行的全市19個區縣332040個樣本的流動人口抽樣調查發現，全市外來流動人口總數已經增長到499萬人。xx年底全市登記的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流動人口412.6萬人，占市常住人口總量1745萬人的28.6%。
1988～xx年部分年份上海市外來流動人口增長情況表
單位：萬人 年份 1988 1993 1997 xx xx 人數 106 251 237 387 499 （資料來源： ） 在如此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中，一個顯要特徵是：流動人口中以家庭為單位的流動形式在增加，外來人口中少年兒童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僅以上海市1997年第六次流動人口抽樣調查為例，在237萬外來流入人口中，15歲及以下的少年兒童有19萬人之多，15歲以上的少年兒童以及這兩個年齡段在校生的人數總合均為34萬人左右。另外，在外來人口15歲及以下的少年兒童中，在滬讀中學（12-15歲）和國小（7-11歲）的人數僅占適齡兒童樣本總數的38%和72%，有近四成義務教育年齡段的少年兒童不在校學習（見下表），這些數據昭然若揭地反映出我國現行義務教育制度的漏洞、在保障公民權利問題上的欠缺以及對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的不公正，而這恰恰是與我國建設和諧社會的初衷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