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標誌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確立。但是，作為一種新生事物，此項法律自實施至今，在適用案件範圍、聽證主體、具體操作及有關配套法律方面仍存在著問題，致使行政處罰的具體實施過程中，“一言堂”現象依然普遍存在，公民、法人等法律主體未能真正有效地利用此項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包括：傳統觀念和行政人員自身觀念的束縛、行政機關案件調查人員素質低、行政處罰聽證程式的各項配套制度不健全及公民、法人等法律主體聽證權利意識淡薄等。針對這些問題，認為應當從以下方面入手完善此項法律：完善有關法律法規、提高行政機關執法人員素質、加大普法宣傳力度、建立和完善各項聽證配套制度、加強對聽證制度本身的研究、營造適合中國本土法律資源的法律文化氛圍。行政處罰聽證制度順應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條件下行使國家行政權的世界潮流，必將隨著我國市場和民主政治的發展顯出蓬勃的生命力，也將為行政工作帶來新的契機。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標誌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確立。其中規定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證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
《行政處罰法》頒布實施後，全國各地各級行政機關先後作出了一系列有關行政處罰聽證制度的規定，對聽證制度在行政處罰中的具體適用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行政處罰聽證制度畢竟是一項新事物，行政機關在適用聽證程式時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一些問題，需要不斷地去完善。
一、處罰聽證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一）聽證範圍的界定不明確
對需要舉行聽證的項目規定過於單一、缺乏彈性，不能適應保障公民權益和各市場主體權益的需要。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只有“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證照、較大數額罰款等”適用聽證程式，而對公民影響更大的，譬如刑事和行政拘留等，則不在聽證之列。
（二）行政聽證的主體存在的問題
1、關於機構的獨立性的問題。根據職能分離原則，主持聽證和做出裁決的不能是同一機構的人，但目前各地實踐當中多由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來主持聽證，有的案件調查人員所在的科、所對臨時制定某人負責主持，這樣就不能完全保障當事人的權益，聽證的公正性面臨質疑。根據我國的現行法律規定，行政聽證的組織者，一般就是行政決定者。行政聽證的參加代表，也基本上由同一行政決定人選出和指定，行政聽證舉行的場所、程式，也單方面由行政決定人決定，這樣既不利於行政機關主持聽證的公開性，也不利於增強聽證會的實際效果。從長遠來看，我們認為應建立專門的聽證機構，儘快實現從聽證組織機關實施內部分離制度到建立職能分離的聽證機構的過渡。
2、關於聽證參加人的問題。設立聽證程式的目的就是提供一個相對中立的環境讓當事人充分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聽證主持人在法律地位上應具有獨立性，應當保持中立，以公正的形象給當事人和案件調查人員平等的地位和權利，雙方針對案件的事實與證據進行質證與辯論，從而為案件的公正處理打下良好的基礎。同時，聽證的其他參加人的選擇出應確保公平，聽證參加人選的合理確定對於保證聽證會上各方意見的公平表達來說至關重要，聽證參加人不再採取內定的做法也使得它與徵求意見會、論證會等其他形式區別開來。“如其不能處於比較超脫的地位，勢必難以客觀公正的評判是非，整個聽證徒有公正的面紗而實為騙人的鬧劇”。而我國目前的行政聽證參加人的規定比較粗疏，直接利害關係不夠明確，聽證證件人與案件調查人員共同審問當事人，違背了聽證的最終目的。
（三）聽證具體適用中存在的問題
1、履行聽證告知義務方式簡單。聽證告知主要有口頭告知、談話告知、書面告知三種方式。目前行政機關主要是由案件調查人員或其他人員以口頭或談話方式告知當事人有關事項。這兩種方式雖然方便、快捷，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都不夠正式，無法留下書面材料以證明行政機關什麼時候告知了當事人，留下了證據的隱患，一旦發生爭議，行政機關根本無法證明自己履行了告知義務，勢必會處於被動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