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培養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提高法律素質，這些內容是在日常工作中必須得到體現和實施。不能因為在工作職責中增加了“法治”的內涵，就應當相應地增加“經濟”成本。遵守法治規則和秩序是各級組織與人員應盡的義務，而且依法治理只會降低和減少耗損，提高執法水平。當然，我們應當在重視解決經費問題的同時，動員和引導社會力量積極參與農村普法和依法治理活動，如：法律援助、法律扶貧、法律志願者等等都是解決資金問題的有效途徑。 （四）關於農民義務法治化（減輕農民負擔）問題。 在農村工作中，減輕農民負擔始終是一個重要話題，從中央到地方一般都把“農民負擔”作為專用術語並賦予特定內容予以關注。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農民負擔”一詞越來越具有貶義、甚至有“違法”的意味。我們應當認真思考，農民應該不應該有“負擔”？應當負擔哪些義務？“減輕農民負擔”是減輕什麼“負擔”？如何減輕農民負擔？這些問題都與法律有直接和間接的聯繫。所謂負擔，主要是指社會主體所承擔的責任、任務或者費用。農民負擔是指農民作為生產者應當依法向國家交納的各種稅費。不可否認，當前我國農民負擔相對於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民的收入而言是比較沉重的。這裡有政策性問題，但更多是執法工作中存在違法、恣意地對農民增加的“負擔”。黨中央、xx以及各級人民政府三令五申，嚴禁增加農民負擔，大力減輕農民負擔，但是有些地方收效甚微。筆者認為，解決農民負擔的根本途徑是將農民負擔法治化。讓農民在依法履行法定義務的同時，能夠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各級政府以及有關部門也應當強化這樣的工作職責，就是要切實維～律保障機制和保證行政救濟（行政複議、行政訴訟）途徑的暢通。只有將農民負擔問題納入法制軌道，喚醒農民的法律意識，制約行政權力的濫用，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在具體作法上，筆者建議： 1、用“農民負擔法治化”代替“減輕農民負擔”的提法。因為，農民負擔是農民依據法律規定應當承擔的稅費義務。承擔和履行法定義務是每個公民應盡的責任。“減輕”農民負擔是相對於“增加”農民負擔或者農民負擔過重而言的，這裡除了政策性因素之外，農民對於不合理，不合法的增加的負擔，完全有權利依法行使法律“抵抗權”，予以拒絕。對此，司法機關應當正確發揮法制保障功能，成為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堅強後盾。長期以來使用的“減輕農民負擔”一詞，其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所減去的額外稅賦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容易使農民造成負擔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錯覺，難以分清合法與違法的界限，從而形成強烈的對立情緒。使用“農民負擔法治化”用語，不僅明確了農民法律上的權利與義務關係，而且也寓意著法津同時依法保障農民們合法權益。這種提法的變換，其意義遠遠超過詞語本身的含義。 2、加強農村和農民的權利和義務的立法。將農民法定義務（負擔）及其承擔形式以法律規範的形式予以公布，通過地方立法，制定地方性法規和規章，明確權利和義務。對農民的權利和義務進行立法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有法可依，更重要地是強化農民乃至全社會的法律意識，這對於農民義務法治化和推進農村法治化的進程，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我國是農業大國，我省是農業大省，在這個方面實行立法，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關於農民法定權利義務的立法應當力求詳盡，防止執法中由於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使得法律規範流於形式。 3.基層組織的執法人員應當增強法律意識，提高法律素質。農民負擔問題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原因之一是基層組織及其執法人員違反法律和政策，任意增加農民負擔。“三五”普法和依法治理規劃將執法人員作為重點教育對象，要求他們熟練掌握和運用與本職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提高自身法律素質、秉公執法，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4.疏通農民尋求法律救濟的渠道。農民負擔問題納入法制軌道之後，法律的“雙刃之劍”的功能應當充分體現出來。法律要求農民依法履行法定義務，同時，法律對農民的合法權益予以依法保障。對於任何部門侵犯農民合法權益的行為，農民可以依法尋求法律救濟，對於行政機關的行政侵權行為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複議、行政訴訟或者獲得國家行政賠償。然而，現實的法律實踐並不樂觀。儘管最高人民法院曾經指示，對涉農案件各級人民法院應當提供快捷的法律通道。但是有些地方法院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對農民負擔案件仍然存在不立案或拖延審判的現象。農民在尋求法律救濟的道路上，出現了不會告、不敢告、不能告或者告不贏的不正常現象。法律救濟渠道的不暢，必然導致法律在農民心目中的公信力和權威性的下降。有些地方的農民對於“負擔”問題採取抵制、對立和越級上訪等手段，可見，暢通的法律救濟不僅僅是在保護個案中農民的合法權益，對於在我們農業大國和農業大省建設良好的法治環境，建立法治社會有著極其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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