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涵蓋一切。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密爾頓·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樣，法治並不能排除一切人的因素，“沒有任何法律可以得到如此精確的限定，以致避免的任何解釋問題；同時沒有任何法律能夠得到如此精確的限定，以致於明確地包含了一切可能出現的情況。”因此，法律必然給法律的實施者以有限的自主。硬性的法律和自由裁量權的關係決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補充，從而對社會進行有效調控。國家立法者給予檢察機關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也是經過深思熟慮，而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可以使檢察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根據案件的事實、證據和社會利益等各方面的實際情況，採取更適於該具體案件的處理辦法，使刑事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秩序等價值得以實現。 三、檢察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對控制職務犯罪的效果 1、符合刑罰個別化的理論，有助於犯罪人回歸社會，更好地實現社會穩定。 在現代社會，刑罰的重心已由犯罪轉移到犯罪人。刑罰的個別化，是指適用刑罰時注重對犯罪人的教育改造，以防止犯罪人再犯罪為宗旨，刑罰已經不是回顧已然的犯罪而是前瞻未然的犯罪的手段。簡言之，刑罰以預防犯罪和再犯罪為其重要功能。從某種意義上講，檢察機關對自由裁量權的運用更有助於實現刑罰的這種功能。這是因為檢察官適用自由裁量權時必須進行利益權衡，要考慮對犯罪的預防、改造、震懾之功能。尤其是對於初犯等如果起訴後對其沒有好處，而對其不起訴他也可能不再犯，就應當做出不起訴決定。同時，監獄的改造效果難以令人滿意，原本期望通過改造犯罪使其回歸社會，結果反倒使監獄成為誘發犯罪的搖籃。刑法的目的是阻止罪犯重新犯罪侵害公民，並規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一種正確的刑罰，它的強度只要足以阻止人們犯罪就足夠了。沒有哪個人經過權衡之後還會選擇那條使自己徹底、永久地喪失自由的道路，不管犯罪能給他帶來多少好處。 對於職務犯罪中一些惡性較小、數額不大的案件，檢察機關完全可以運用自由裁量權將其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懲治範圍內，用行政處罰、治安處罰等手段代之以刑罰處罰，更有利於犯罪人回歸社會。而且在實踐中，一些企業的正常運行離不開犯罪人，此時檢察機關採取何種恰當的強制措施就十分重要，甚至關係到企業的存亡、社會的安定。職務犯罪的性質決定了一旦犯罪人失去了職務，就不可能再實施職務犯罪，因此只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採取非刑罰的手段已足以促使犯罪人悔過的情況下，都應當鼓勵檢察機關對自由裁量權的合理運用。現在提倡的人性化執法也正是自由裁量權的一種體現，檢察機關在執法活動中提高服務意識，尋求執法與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有機結合，盡力減少案件查處對家庭、企業和社會的影響，在更深的層次上實現職務犯罪控制的目標。 2、具有訴訟經濟效益價值，緩解檢察官壓力，提高辦案效率。 訴訟效益價值是指刑事訴訟程式的設計和運作符合經濟效益的要求，也就是指必須使刑事訴訟的操作符合經濟效益的要求，使司法資源的投入和消耗降低，同時使大量刑事案件較快地得到處理。世界各國在制定法律時除了要求儘量滿足公平、正義的價值外，還要考慮訴訟的經濟效益價值。在世界範圍內，在對付刑事犯罪的刑事訴訟過程中，各國司法機關面臨著一個共同的難題：一方面，犯罪數量居高不下，犯罪種類不斷增加，但與犯罪作鬥爭的人員卻相對穩定和無大的變化，使檢察官的偵查或者指控工作面臨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傳統的訴訟程式繁瑣，效率低下，積壓了大量的刑事案件，羈押場所人滿為患，司法機關不堪重負。為適應治安形勢的變化，世界各國一方面簡化訴訟程式，實行簡易審理，一方面通過立法採用機會原則，賦予檢察官自由裁量權。 對於我國來說，這些訴訟途徑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階段，國家財力比較緊張，司法經費遠遠不能滿足司法活動的需要，這就要求法律程式應儘量縮小訴訟成本而達到最大訴訟效益。我國當前職務犯罪的形勢是大案要案增多、捲入的～人數不斷上升，檢察機關應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這些惡性較大的案件中去，而對其他一些不必要或者不應當進入訴訟程式的職務犯罪案件，檢察官可以依法運用自由裁量權使其在審查起訴階段終結，從而簡化了訴訟程式，縮短了訴訟時間，減輕了訴累，節省人力、物力等司法資源，提高了訴訟效率和訴訟質量，這也符合了職務犯罪控制的目標對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的追求。 3、符合國際上“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趨向，有利於我國嚴打整治鬥爭的順利開展，有助於維護社會穩定。 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伴隨著犯罪率的不斷上升，世界各國刑事政策出現了兩極化趨向，簡言之就是法學界所謂的“輕輕重重”政策。“輕輕”是指對輕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過失犯等主觀惡性不深的犯罪，處罰更輕。採取這種寬鬆的刑事政策，一方面是為了改善犯罪者更生和重返社會的條件，降低社會改造的難度和成本，降低再犯罪率，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減輕司法機關的負擔。“重重”是指對恐怖犯罪、嚴重侵犯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犯罪、經濟犯罪等更多地、更長期地適用監禁刑。在西方國家中，“輕輕重重”政策的重點並不一致，有的國家如美國，其刑事政策的重心是“重重”政策，有的國家如西歐國家，其刑事政策的重心是“輕輕”政策，有的國家則採用“輕輕”政策與“重重”政策相結合的政策。但不論是採用何種模式，西方國家一般都很注重發揮“輕輕”政策在犯罪控制和預防、社會改造、重新配置司法資源等方面的作用。由於“輕輕重重”政策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輕輕重重”政策也成為了西方國家刑事政策的主流。 我國從1983年開始執行的嚴打政策，可以說是與國際上的“重重”刑事政策不謀而合。但長期以來，由於諸多原因，司法機關在執行嚴打政策，強調“快捕快訴”、“從重從快”的同時，並沒有充分利用檢察機關自由裁量權的作用，導致出現司法機關負擔日益沉重、司法資源日益短缺的現象。筆者認為，在繼承和發揚我國嚴打政策優點的同時，有必要吸收“輕輕”政策的合理成分，在懲辦職務犯罪的執法活動中，恰當運用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這對於解決當前司法機關人員、經費不足，任務日益繁重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能體現我國一向所倡導的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教育、改造、預防、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