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較輕的人，實現刑法的最終目的，更有效地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 四、檢察機關在實踐中運用自由裁量權 （一）、誤區： 如前文所述，犯罪控制是指把握犯罪的基本規律，將犯罪遏制在一定範圍內或一定程度上的方法或手段。其基本方法仍是抑止和預防，而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是檢察機關合理運用法律和職權來抑制犯罪，使社會達到和諧和穩定。由此可見，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是控制犯罪的特定手段之一。這種手段由於長期受到“重打擊”刑事政策思想的影響，在犯罪控制上存在著誤區，即檢察機關在運用自由裁量權控制犯罪時，不管是在制裁、改造犯罪人使其悔改不再犯罪的特殊預防上，還是在通過嚴厲打擊犯罪從而使普通人受到震懾作用而不敢犯罪的一般預防上，這種控制犯罪的方式，其核心仍是著重於體現了嚴厲打擊的威懾效果來控制犯罪（筆者在這裡並不是指這種方式的錯誤性，僅指這種犯罪控制的實踐存在著片面性）。這種片面性決定了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僅為打擊服務，而忽視了另一方當事人（犯罪人）應有的權利，這不符合現代法治化的必然要求。 與此同時，隨著法治化進程的發展，現代法治在控制犯罪方面更多的在強調作為“人”的最基本的權利。法律的作用除了通過嚴厲打擊犯罪來達到震懾犯罪人使之不再犯罪或威懾一般人不敢犯罪以外，還強調在打擊犯罪的同時，保障犯罪人的基本權利，通過保障其權利以教育一般人來“恥”於犯罪。比如在英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始，“最低限度標準”①的～觀念被廣泛提及，並逐漸在法律中占據重要地位，犯罪人的～觀念受到普遍重視；在美國，新自然法學派占統治地位的今天，其“權利論”和“法律～論”同樣逐漸取代“法律正義論”在刑事政策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大陸法系的日本，其刑事政策強調犯罪抑止和預防要更多體現對“人”的“主體性尊重”和“犯罪人的處遇”。②即對不論犯罪原因如何明確，對策多么有效，首先得充分考察對～的保護，尊重基於人格尊嚴理念的人道主義，考慮到人的意思自由或人格的主體性。在“犯罪人的處遇”上強調“處遇的個別化”（意即要考慮各個犯罪人的人格特徵及犯罪背景，選擇實施對其改造和重返社會適合的處遇方法）。 由此可見，現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已從單純的嚴厲打擊各類犯罪以達到預防和控制犯罪的手段，向“打擊與預防並重”、“充分尊重～”等多種控制手段並存的方向轉化。傳統的只單純依靠打擊來控制犯罪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因此，筆者本文將從另一個角度來論述檢察機關合理運用自由裁量權控制職務犯罪，力圖達到現代法治化的要求。 （二）、建議： 職務犯罪的辦理過程中，自反貪局偵查時，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就可以得以體現。目前通行的做法是，檢察機關對於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自偵查時起，只要能構成犯罪，一般會立案偵查，並按程式採取強制措施、移送審查起訴直至提起公訴。所有案件千篇一律，而對於個案的考慮不多。這種方式並不能說錯，但其造成的後果是所有犯罪得以打擊，表面上看似公平、公正，但在效果上卻不利於職務犯罪的有效控制。中國多年的反腐實踐證明，職務犯罪並不是越打擊越少，目前仍呈上升趨勢。由此，可見目前職務犯罪控制同樣存在的一些誤區。為此，筆者建議： 1、立案條件“寬容化”：本文已作過論述，立案雖有其法定的條件，、但一些特殊情形（見前文），檢察機關仍有自由裁量權。筆者認為，在職務犯罪的控制上，應當對於立案條件“寬容化”，意即對於一些特殊的職務犯罪的犯罪人，對其立案可不局限於現有的立案標準，相應的提高其立案的條件。其核心是要個別案件區別對待。如反貪局在偵查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和分析每案的犯罪數額、特點、原因和背景，以及立案與不立案偵查的利弊，對於部分犯罪數額雖已達犯罪數額標準的，但情節不夠嚴重，自已能主動坦白向組織交待犯罪事實的，同時對於國家和社會來說確能繼續作出貢獻的，檢察機關可以充分運用其自由裁量權，對於這些人員可以有條件的不予立案，而讓其在原單位“戴罪立功”，為國家和人類的發展作出其貢獻。這種思想已經得到最高檢的重視，為此在廣東珠海進行試點工作，對於五萬元以下的案件原則上不予立案，讓有關組織和單位責令其挽回國家損失，並單位的發展貢獻力量。有人擔心，這樣的做法是否有違現行的法律？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是多餘的，我國有關法律、司法解釋和政策也有類似的規定：職務犯罪行為在受司法機關追究前主動向有關組織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的，可以不受刑罰的追究；在指定時間內將違法所得財物上交到指定帳戶，組織不追究其法律責任；職務犯罪雖達到一定數額，但具有某些法定情形的，依法可不予追訴等等，這些政策或立法並不是不想打擊職務犯罪，只是考慮到一些特殊情況，採取其他措施比單純的打擊職務犯罪顯得更為重要，也更為合情合理。 2、強制措施“嚴格化”：強制措施的運用僅是保障訴訟順利進行的手段，並不是所有案件都應該採取強制措施。在國外，特別英美法系國家，強制措施的決定權都由人民法院行使，其審核的依據是認為自由權是作為人的基本的權利之一，必須予以關押嫌疑人才有可能獲準對其實施強制措施。而在我國，逮捕權由人民法院最終行使的呼聲正日益高漲，實踐中我國逮捕權的濫用是其根本原因之一，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刑事案件被逮捕後由法院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乃至緩刑的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這多少反映出我國司法實踐中強制措施的隨意性，職務犯罪同樣如此。我們是繼續採取“嚴厲打擊”的思想政策來運用強制措施，還是適應形勢的需要，合理運用強制措施來控制犯罪呢？答案不言自明。筆者強調強制措施的“嚴格化”是指檢察機關在查辦職務犯罪行使其強制措施的自由裁量權時，應當嚴格把握強制措施的條件，體現～的精神和無罪推定的法法律思想，就應充分考慮到各方面的因素，權衡利弊，作出有利於國家和社會的決定，防止強制措施的隨意性。首先，犯罪嫌疑人作為“人”，他是自由的，無罪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不得隨意限制、剝奪其自由；其次，強制措施的行使，必須以保證訴訟順利進行為要件，不是對每一個犯罪嫌疑人都必須行使強制措施，首要考慮的是其不應該受到強制措施的束縛；第三，即使必須要採取強制措施的，檢察機關應當根據案件的進程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