訟的程式，合理的變更強制措施，強制措施不能“終身制”；最後，強制措施的行使應當充分考慮國家、社會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權衡利弊，作出最有利的決定。如我院在查辦一起受賄窩案時，該國有企業幾位負責人都不同程度的收受他人的錢物，但在檢察機關找其談話時不僅交待了偵查機關掌握的犯罪事實，還主動供述了偵查機關尚未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實，並且積極退贓。另外該國有公司在案發當年簽訂了大量的契約，如將該單位所有負責人員全部採取強制措施，則公司面臨全面破產，大量工人崗， 國家損失嚴重。我院經研究討論，認為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實都已基本交待清楚，同時不會影響訴訟的順利進行。而且，對他們採取強制措施會損害國家集體及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院決定對於上述人員全部取保候審。後上述犯罪嫌疑人不僅能認真悔改，同時為該單位取得相當大的利益，公司營利幾千萬元，上交國家財稅幾百萬元，通過檢察機關自由裁量權的合理運用不僅有效控制犯罪，同時為國家獲取更大的利益。 3、不起訴制度“法定化”：筆者所指不起訴制度法定化，不是指立法的法定化，而是指司法的法定化，即檢察機關在適用法律時的法定化。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而詳細的規定了不起訴的條件和程式，但要實踐中卻沒有很好的實施和貫徹。其原因就是在司法實踐中不起訴制度並未法定化，上級檢察機關甚至還將不起訴作為考核下級檢察機關的一個重要指標，將不起訴數額限定於一定的幅度之內，這顯然於法不合。筆者認為，絕對不起訴和存疑不起訴，實踐中只要出現就必須作出，不能為了所謂的“司法體面”問題而損害犯罪嫌疑人利益和權利；相對不起訴是檢察機關自由裁量的範圍，我們應該充分運用，為控制職務犯罪服務。具體而言，在查辦職務犯罪中，對於那些大要案，徹底損害黨和國家的利益，瘋狂斂財的犯罪分子，我們仍然要堅持打擊為主的方針，從重從快打擊犯罪；對於一些罪行顯著輕微的職務犯罪者，要堅持“抓大放小”的方針，不作犯罪處理；同樣，那些職務犯罪不是特別嚴重的， 我們應該根據情形，區別對待，死不悔改的，嚴懲不貽！ 對黨、國家和人民重大價值的，且其認罪悔罪態度較好的，我們應當本著治病救人的理論，讓其戴罪立功，為國家和人民作出其應有的貢獻。筆者所指不起訴制度的法定化就是指檢察機關在對於一些可能作出相對不起訴的犯罪嫌疑人，應當本著法定的精神，能夠作出的就一定作出。不能為了所謂的“指標”而損害國家、人民乃至犯罪嫌疑人的利益。當然，存疑不起訴的作出，檢察機關應當把握好一個原則，那就是職務犯罪案件本身不夠嚴重，犯罪嫌疑人有認罪悔罪態度，而對於國家人民將有重大貢獻的，能在一定範圍內徹底控制職務犯罪現象可能的，只有這樣，我們的不起訴制度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4、辦案制度的“人性化”：辦案制度的“人性化”是現代法治的根本要求之一。在我國，刑訊逼供現象雖得到一定的控制，但在一定區域仍然存在，威逼、利誘、欺騙等不正當的取證方法普遍存在，這對於中國走現代法治化的道路是相當危險的。同時，辦案制度的人性化還是控制職務犯罪的根本方法之一，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廣東珠海試行“人性化辦案”的效果來看，該院所查處的職務犯罪中，實現了四個百分之百，再犯罪、抗訴、投訴、及無罪判決均為零。由此可見，在辦案過程中，採取人性化的措施，不僅能從根本上杜絕刑訊逼供、威逼利誘現象，而且對於職務犯罪控制也起著相當大的作用。因此筆者提出辦案制度的“人性化”建議，就是希望檢察機關在查處職務犯罪過程中，不僅要走合法取證的道路，而且要尊重當事人的“主體性權利”，尊重其人格。這是中國現代法治化的必然趨勢！ 五、結語 隨著人們對刑事訴訟價值追求的多元化，強調有罪必罰、從而有罪必訴的訴訟觀將逐漸讓位於把預防主義的刑罰思想以及非刑罰化、輕刑化緊密聯繫在一起，並且注重目的性，實現具體正義的訴訟觀。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充分體現了社會注重特殊預防和控制的傾向，面對職務犯罪愈加嚴峻複雜的形式，尤其應當發揮其針對性作用。以上論述，通過考察檢察機關自由裁量權對控制職務犯罪的實踐價值，探討其在重新配製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及實現刑罰功能方面的作用，希望能對運用、發展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推進我國的反～鬥爭和法治化進程，給出一些新的工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