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筆者曾參與一起發生在農村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的審理，並在審結後嘗試著以旁觀者的心態對這起案件及其審理過程進行了一次力求深入的思考。當然，由於這起案件極其普通，因而在技術層面上不具有太多理論探討的價值。但從另一意義而言，正因其普通，所以顯得尤為典型，並進而使得對它的思考可以抽象為一種對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狀況的觀照。遺憾的是，囿於筆者自身理論基礎的貧乏，這種觀照同樣顯得膚淺。如果要說還有些許意義的話，大概也僅止於思考後縈繞在筆者心頭的幾許尷尬、欣慰和希望吧。 下面，筆者將對這一案件的特點、經過及其相關社會背景作一些簡單的介紹。需要說明的是，只所以要不各筆墨介紹與該案有關的背景因素，是因為在筆者看來，正是這些因素有力地影響和改變著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當前我國社會中法治觀念的發展狀況及其缺憾。同時，為了將該案中一些與主題無關的個別因素剝離開來，以便使下文中對這一個案的思考更具空間上的代表性，筆者以該案所涉及的全部參與者均將以“ａ、ｂ、ｃ、ｄ……”等符號代表稱，而忽略其各自的本名。由此帶來理解上的一些不便不處，請予以諒解。 一、糾紛的發生及案件審理情況 這起人身損害賠償是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經常可以遇到的民事糾紛。地點在ｂ村。ｂ村是其所屬的ａ鎮鎮治機關所在地，同時也是基層法院派出法庭所駐地。由於距縣城僅有十公里，就交通、通訊而言，ｂ村並不顯得閉塞，而就經濟發展而言，ｂ村因眾多家庭承包經營戶紛紛從事鋼球的加工、生產，而成為遠近聞名的“鋼球專業村”，其業務觸角遠及全國各地。在現代科學和現代文明之風的吹拂下，ｂ村的村民自然不能說是還處於蒙昧之中。“村民自治”和“依法治村”這一類現代法治觀念的產物，也因其在ｂ村的傳播和初步施行，而不再僅僅是使村民們感到新鮮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ｂ村的村級管理機構一直以工作嚴謹聞名，其基層調解工作更是屢受表彰，被公認為是農村調解工作的典範。就此，ａ鎮分管司法的一位鎮政府官員曾這樣評價，ｂ村工作確實搞得好，歷年來很少把矛盾上交（“矛盾上交”意指村民間糾紛經村委會調解未成，而訴求至司法所調解或訴至法院）。 本案原告ｃ及被告ｅ（男）、ｆ（女）（ｅ、ｆ系夫妻關係）均為ｂ村村民。ｃ生於1975年，國中文化，為ｂ村電管員，負責村內部分電費的收繳。XX年10月6日，ｃ與被告ｅ、ｆ因收電費一事發生爭執。 雙方互相辱罵中ｃ罵了ｆ一句“偷人婆”（方言粗口，意指女性作風不正派）。此時ｅ、ｆ即上前毆打ｃ，並致ｃ多處軟組織挫傷。後經治療ｃ用去醫療費500元。 糾紛發生後，ｂ村村委會即召集雙方當事人及其親友進行調解。後村委會提出如下調解方案：ｅ、ｆ謾罵且毆打ｃ致傷，後負賠償責任；ｃ辱罵ｆ引起糾紛擴大，應自負部分責任。故ｃ的醫療費由ｅ、ｆ負350元， 其餘由ｃ自負。在ｃ已同意上述方案的情況下，ｆ提出，ｂ村村規民約（該“村規民約”系由村黨支部制訂和公布，未經村民代表大會討論）規定，凡辱罵她人為“偷人婆”者，由村委會處罰款200元。故應罰ｃ200元，否則ｆ將不同意調解方案。ｂ村村委會成員均表示ｆ的意見可予採納，由此導致ｃ的不滿。調解未成。 其後，ｃ即委託年輕的律師ｄ（生於1969年，自學考試獲得法律專業大專文憑，1997年通過律師資格考試獲得律師資格。現在縣城某律師事務所執業已滿３年）為其委託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訴訟。在審理過程中，被告ｆ也委託了ｇ（生於1955年，因原在縣司法局工作而經授予取得律師資格，現在縣城某律師事務所從業14年）為其委託代理人應訴，並以ｃ辱罵其構成名譽侵權為由提起反訴。開庭審理後，法官當庭提出如下調解方案：由ｅ、ｆ共同賠償ｃ醫療費350元； ｃ放棄其其餘訴訟請求；ｆ撤回其反訴。對於所謂的“罰款”，法官是這樣表態的：這是村委會與ｃ的事，與ｃ、ｅ、ｆ的訴訟無關。該調解方案隨即得到雙方當事人同意。遂達成調解協定。 由於訴訟前ｂ村村委會就此糾紛進行的調解均有詳細的筆錄，且雙方律師因循其所熟識的辦案流程而為本案進行了充分的調查取證工作。故而就事實建構而言，這起案件並不複雜。其中的法律運作包括實體法.程式法的選擇適用亦頗為簡單。從調解協定被毫無阻力地迅即達成一事可推知，案件當事人其實在對實體結果的預期上，亦是基本一致的。其爭議僅僅在於上文所提及的所謂“罰款”的運用上。爭議的案值極少，於是便反襯了本案訴訟各方成本投入的相對巨大。據事後調查，原告ｃ為此案支付了訴訟費300元，律師費800元。被告ｅ、ｆ為此案所作的經濟投入同樣是不遺餘力的：訴訟費300元，反訴費300元，律師費1000元。因而，如果說這一件人身損害賠償案件有何特別之處的話，便是這種爭議標的的細微與訴訟投入的巨大之間的反差了。由此生髮的疑問不由令人反覆地對其持久“凝視”，以求獲得合理的解釋。於是，在這種反覆的“凝視”中，本案中各方參與者扭結 的心態開始一一展開。並且，在條分縷析後，坦率地講，作為一個法律職業者，由此的感受確實顯得略微沉重。 二、對案件參加者不同法治觀念的剖析 在法律文化蓬勃發展的今天，大概已沒有太多的法律人會懷疑，法治及其運作是一個結構、實體和文化、意識形態相互作用的複雜的有機體。一個社會對訴訟目的的主流理解，其實決定了這個社會法律設計上的走向，也直接影響到“法治”的內容及其實現。我國古代的韓非子曾認為“法者，定分止爭也”，從中國幾千年的司法實踐上看，訴訟的功用似乎更多地被定位於“止爭”，即社會不和諧狀態的解決和回復。相向而行的是，西方社會隨著“從身份到契約”的歷史性跨越，“為權利而鬥爭”已成為其法治追求的價值座標。兩大思想體系的碰撞曾直接導致了法學上不同價值取向的分歧。從對這起人身損害賠償條件的分析中，我們同樣可以發現，這種分歧伴隨法的運用，伴隨抽象的法律規則與具體社會關係的結合，也日益在日常生活的事件中不自覺地展開。 在ｆ的委託代理人律師ｇ看來，訴訟的目的應當是追求被損害利益的救濟。在法庭辯論中，他曾這樣評價這起案件：“這是我執業以來，爭議標的最小的幾個案件之一，我認為對雙方而言都不合算，所以也覺得好笑。”無疑，在律師ｇ看來，訴訟同樣受經濟規律制約，應當考慮投入和產出，即費效比。而
客觀上，從本案中ｃ、ｅ、ｇ各處的投入和由此而得的利益上考量，此種訴訟顯然確然“不合算”。 但在律師ｄ看來，原告ｃ的起訴，甚至於ｆ的反訴，都不應當僅僅用眼前的利益得失來衡量其意義。ｃ和ｆ都是基於其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而通過訴訟在進行抗爭。並在這種抗爭中尋求是非曲直，也就是尋求公正、正義的實現。也許ｃ和ｆ還沒有清醒認識到這一點，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他們的行為作出這樣的定性。”（律師ｄ言） 相較而言，ｃ、ｅ、ｆ因其文化水平和知識的欠缺，他們對這起起訴訟的理解顯然要朦朧得多。心態更為複雜。ｃ曾說“只所以要起訴，是因為村里處理不好。”仔細地分析可知，“村里處理不好”，是因為作為基層權力延伸的末梢──村委會對此類糾紛並沒有強制的調解權。訴諸法律，自然是尋求國家審判權的代表──法院對其主張的認可。而法院對其主張的評價。較之村委會在調解中作出的對其主張的評價，其優越之處就在於，前者具有國家強制力以保障貫徹和實現。由此可知，ｃ在權利紛爭不能解決時選擇訴訟途徑，最直接的目的在於尋求國家強制力的保護。而對於這起訴訟是否“合算”，ｃ亦坦言：“錢是小事，主要是爭口氣。”顯然，“爭口氣”幾乎就是ｃ希望其人格權利在與ｅ、ｆ的鬥爭中得受尊重和保護這一願望的直接表白。 ｅ、ｆ在起訴訟中扮演的是兩個相對被動的角色。在村委會調解中他們自覺到場參加，在法院傳喚後也到庭應訴，這都反映了他們對凌駕於他們之上的兩種權利的畏懼。但即便是畏懼，也是有所區別的。對於不同權利背景的這兩個機構所提出的幾乎是同樣的調解方案，ｆ向村委會說了“不”，但面對法院卻最終放棄了自己的意見。是法律的力量使然嗎？顯然不。兩種權利間的差別同樣在於：法院的評價是具有強制力保證的。因此，ｅ和ｆ在村委會調解中可以固執己見，以求其利益的最大化。但在法庭內，ｅ和ｆ卻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因為固執己見，他們極可能面臨國家強制力所保障著的更為不利的結果。 而ｆ以名譽侵權為由提出反訴，似乎更多地應當從ｇ律師指導下的訴訟技巧上尋找原因，但同樣不可否認，ｆ的反訴其實也是對自己的人格權利的一種強調。顯然，在權利的捍衛和金錢的支出中，ｆ與ｃ一樣都選擇了前者。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這起案件的案外人，某鄉村法律工作者ｃ基層中不具有律師資格但經常從事有償法律服務的所謂“土律師”ｊ就此案也發表了與律師ｇ相似的看法，他甚至認為：“這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 以上的分析或許有某些武斷之處，但畢竟真實地構畫出了當前我國社會中幾種不同法治觀念的差異。這應當追溯到ｃ、ｅ、ｄ、ｇ等人各自不同的知識技能、職業背景和社會閱歷中去。律師ｇ和法律工作者ｊ都不曾系統地學習過法學理論。他們對法律的認知直接開始於對具體法律規則、條文的學習，從事法律實務更多地也是依賴於長期實踐中的感知和經驗。因而，在律師ｇ和法律工作者ｊ看來，法律是一門技藝或謀生的手段，是一項通過對制度和規則的演變、適用，以支配社會權力資源的方法。他們對理想狀態的法的要求僅在於： 法的規定、原則和體系符合嚴密的邏輯，司法程式符合理性化的要求，使法律具有可預測性、可計算性。這種可預測性，可計算性的結果並擁有國家強制力的保障，從而能夠使人趨利避害，並最終達到調整社會的目的。這些，ｅ代表了“工具理性”的追求。但成文法自有其局限性，也就是基於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成文法不可能作到對現實生活無一遺漏的規範。在這一點上，律師ｇ、法律工作者ｊ同其他純粹“工具理性”論者一樣，都將走入誤區。 律師ｄ在現代法治文化已開始飛速發展的九十年代初選擇了以律師為其職業。他對法學理論的學習雖不能說是良好，但畢竟還算系統。在為應付律師資格考試所進行的學習中，律師ｄ對“法律是一門博大的科學”這一論斷有了實在的體會。因此，律師ｄ很自然地把ｃ和ｆ的訴求理解為“為權利而鬥爭”，並將他們訴訟的終極目的視為“不自覺的對公正、正義的追求”。在律師ｄ看來，法治社會的法首先應當是良法，即法律、規章、制度應當是從終極價值公理中演繹出來的，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例如律師ｄ就曾指出：“村委會所謂‘村規民約’中的‘罰款’，不談其是否違反行政處罰法，單講這種規定本身就是惡法”。因為從本案的運用上看，它極不公平。律師ｄ還認為，法律應當有其獨立的力量，而不需要藉助於其他因素來維持其尊嚴。法律本身的力量就在於社會公眾“法律至上”信念的形成。在“法律至上”的信念之下，司法官員的法忠誠感和公眾的法信賴感即是法律本身的力量。在本案中，當事人ｃ、ｅ、ｆ所依賴和戒懼的是法律背後起保障作用的國家強制力，即國家權力。因此，ｃ、ｅ、ｆ異議有“法律至上”的信仰，就他們而言，權力顯然大於法律。 實際上，ｃ、ｅ、ｆ所代表的是我國社會中最為廣泛認同的一種對法的認知。他們沒有接受過任何關於法律的專業訓練，對法的認知僅僅來源於如下兩個方面：１、司法機構對法的具體運用活動構成他們認知的社會實際來源；２、我國長期以來政府推進型的、全民普法式的集體規則構成他們認知的學習途徑。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當前的許多司法活動本身就是“權大於法”的典型教材。而全民普法都過份執迷於“工具價值”，忽略了對ｃ、ｅ、ｆ的法治基礎觀念的培育。事實上，對ｃ、ｅ、ｆ們進行填鴨式的刑法、電力法、森林法等法律具體條文的教習完全是一種浪費，因為他們很快就會忘掉了。正是基於上述原因，根植於他們內心的依然還是對權力的畏懼和盲目迷信。因為在他們看來，單看法律本身，並不能產生任何直接的拘束力量。ｃ在起訴後，曾先後托人（例如鎮政府某領導、電管站站長等）向承辦法官打招呼，這正是ｃ迷信權力的具體表現。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ｃ、ｆ們對自己人格權利及其他正當權利的追求已經開始獨立於物質利益的追求。並且這種追求已不能從單純的權力運作中得以實現，甚至僅僅以化解糾紛為目的的所謂訴訟亦已無法對此予以全部滿足，因此上述兩種途徑所能帶來的終究只能是實在的、甚至是物質化的利益，而不能保證社會公眾的肯定評價。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尋求法律的援助。這無疑是法治觀念和“法律至上”信念培育的沃土。從這一財意義而言，本案中ｃ、ｆ所體現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