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項長期而巨大的社會工程中，人民法院擔負著通過司法過程和結果化解社會矛盾和彌合社會衝突的責任。如何化解法院所處理的社會矛盾，做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高度統一，是一項重大而疑難的現實課題。溫嶺法院面對當地經濟發達，轄區人口眾多，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以及由此帶來的訴訟壓力，積極探索，結合工作實際，藉助社會力量，在全院範圍內建立起協助調解員制度，並初顯成效。本文通過統計相關數據等方法，對建立該制度的原因、實踐運作、完善發展等問題深入調研，希望能為探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提供幫助。
一、原因分析
1、現實困境
巨觀層面，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轉型時期，各種觀念、利益、矛盾的碰撞和衝突較為激烈，各種矛盾和糾紛不斷湧入法院，司法成為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的聚焦點。司法權能的局限性，決定司法無法盡善盡美地解決所有社會糾紛和矛盾。社會公眾對司法寄予厚望，往往把訴訟作為解決糾紛的第一或者唯一的選擇。社會公眾關心司法公正，但對司法活動及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並不真正了解，有時對訴訟盲目崇拜，希望法院扮演“包青天”，隨時主動出擊深入民眾查明真相。公眾對司法的期盼與裁判結果經常存在差距，“當事人對法律的程式公正和形式合理性難以完全理解，當自己的主張得不到支持時，往往堅信法院不公，於是不斷申訴、集體上訪、拒不執行法院裁判等也就成為他們與法院進行抗爭的慣用方式。”與此同時，司法改革實踐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摒棄了我國優良的司法傳統，強調“一步到庭”，強調當事人舉證，強調坐堂辦案，從而與民眾越來越遠；以及一些社會比較敏感的案件審判中存在著法理與情理、法律與道德、法律與習慣、法律與政策、現代司法理念與傳統法律文化之間的衝突，經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客觀上加劇了法院與社會之間的衝突。基層民主進程的推進與傳統司法的改革步伐並不一致，司法公信力和權威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衝擊並削弱。
微觀層面，XX年來溫嶺法院平均每年受理的民商事案件約6500件，民商線審判人員每年辦結案件250多件，案多人少矛盾非常突出。與此同時，司法實踐中存在著法律文書送達難，訴訟當事人尋找難，案件事實真相發現難，矛盾糾紛協調難，裁判結果當事人接受難。民眾打官司不知怎樣舉證，如何應訴。更深層次的是法院與民眾之間的距離日漸疏遠，案件抗訴、申訴率高，信訪、上訪纏訴不斷。
司法在現實困境中需要積極求變，為避免基層司法實踐中遭遇尷尬，讓更多矛盾糾紛能及時、快捷、便利地得到化解，進一步緩解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溫嶺法院於XX年開始聘請人民調解員為法庭的協助調解員，協助法庭開展調解工作的構想，並分別於XX年、XX年在箬橫法庭和新河法庭進行試點。經過試行，兩個法庭的調解撤訴率提高了15個百分點。在認真總結試點經驗，進一步完善提高的基礎上，該院於XX年底開始在全院六個法庭推廣協助調解員制度。
2、傳統繼承
在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調整機制中，我國創造的人民調解制度，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為維護社會秩序、增進人民團結、促進社會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被世界各國譽之為“東方經驗”，其核心就是發揮基層組織和人民民眾自治的力量，調解糾紛，解決矛盾，把糾紛解決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人民法院強調審判工作專業化、制度化建設的同時，忽略了社會力量協助配合法院開展審判執行工作，人民法院只是坐堂辦案，不深入基層工作。而協助調解員制度是對“東方經驗”的新的創造，它並不是僅僅局限於人民調解上，而是積極發揮司法的能動性，充分藉助各種社會力量，參與訴訟調解，協助執行、送達法律文書、息訴服判等工作。在如今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協助調解員制度有著廣闊的前景。黨的xx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動員全社會力量，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
二、實踐與探索
1、運作情況
①從協助調解員情況分析，一是協助調解員的選任，協助調解員分固定與不固定，不固定的由當事人自己選擇確定後邀請參加或由法庭通知參加，固定的協助調解員一般從具有較高社會威望和豐富調解經驗的優秀的人民調解員中選任，並根據各法庭所轄區內經濟發展情況不同，側重點有所不同，如農業、漁業區的箬橫、新河、松門、石陳法庭，一般都選擇村幹部，工貿區的大溪、澤國法庭一般在行業協會裡選任協助調解員（包括具有村幹部身份的會員），再由法庭商請當地黨委、政府共同確定，總計聘請了153名協助調解員，並頒發了證書。二是明確協助調解員是人民調解與訴訟調解之間的聯絡者，是法庭開展訴訟調解的參謀者和具體調解過程中的協助者。具體職責主要是：協助調解、執行、送達法律文書等。XX年至今，全院總計邀請協助調解員1066人次參與審理案件928件，其中調解752件、撤訴66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