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雖然是不自覺的，但卻是令人欣慰的。 就筆者的理解而言，律師ｄ的觀念正是對法律的“價值理性”的最好闡述。這樣一來，上文所探討的我國社會中幾種不同法治觀念的差異，正契合了法律理性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兩種追求的分岐和交匯。令人感到沉重的是，正因為我們以往司法實務中長期存在的種種弊病，使得律師ｄ所認同的價值理性在當前產生了嚴重的失落。這一判斷基於如下事實：律師ｄ所持的觀念甚至只能被我們社會比較少的人所認同。 三、司法改革運作中應張揚起價值理性之旗 近些年來，法律實務部門和理論界都開始將關注的目光投向司法改革問題，並加強了交流和互動。這使得司法改革的實踐和理論研究都已經超越於原有的僅僅是枝節修補的局限，而開始了對我國整個法律制度建設的批判性思考。可以說，在既往的法律制度建設中，人們一直對工具理性關注較多，價值理性相對顯得缺乏。這使得ｃ、ｅ、ｆ們，甚至是律師ｇ、法律工作者ｊ們，都難以形成“法律至上”的信念。訴訟成了一種利用規則、技巧（很多時候甚至包含了虛偽、兇惡等不道德因素，如偽證、虛假陳述、惡意訴訟）和權力的角斗，而缺乏對公正、正義、安全、自由、效率等終極價值的追求。有時連司法官員自身都有很多不具備對法律及其運作的忠誠意識。這些問題，同樣應當引起我們的反思和檢討。這種反思和檢討首先應當在立法中開始，以求得法律的良性化，使之符合人類基本價值的要求，具有普遍性。在普法上，應加強對法的正義價值的演繹，推動公眾對公正、正義的追求和法律至上觀念的形成。筆者認為，在司法改革已全面啟動的時代背景下，作為直接從事司法實務運作的執法者，我們自應當更多地肩負起張揚價值理性之旗的重任。因為，如前文所述，ｃ、ｅ、ｆ們所代表著的廣大公眾，正是依賴於我們的執法活動而對法治及其意義獲得直接的感受和認識。同時，只有當法律完全被法院公正地作出解釋後加以適用時，法律才會被社會的大多數成員接受（─——阿伯拉漢） ，在此筆者亦不揣冒昧，就實務中迫切需要引起重視的幾個問題，作一淺談。 １、維護司法公正以確立法律權威 正如肖揚院長所指出的，“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生命和靈魂，是法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重要內容。”維護司法公正對於確立公眾的法忠誠感和法信賴感，是極其重要的。這一點已為眾所周知，在此不多加論述。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司法公正包括了實體的公正和程式的公正。基於我們過去長期存在的忽視程式正義的弊端，在司法改革的具體運作中，我們更首要的就是倡導“程式正義”觀念。因為公正的程式不僅體現了法的公平、正義的價值，而且也反映了法對效率的要求。具體而言，就是不僅要嚴格遵循現有程式法的規定審理案件，同時更要領會“對抗式”訴訟中關於合理、公開、平等、效率等基本精神和觀念，以補現有程式法規定之不足。使得裁判的實體結果，成為一種“看得見的正義”。 ２、加強判決書的法理闡解，彰揚司法對公平、正義的追求 既往的“三段論”式判決書寫作方式，已在許多角度被廣泛地指責，改革裁判文書的寫作亦呼聲日高。既然法律在當今已發展為一門日益精深博大的科學，那么強求普通公眾對法的全面把握就已成為不可能。故而，ｃ、ｅ、ｆ等非法律職業者，就只能依賴一般的價值評判標準來判斷自己和他人行為的合法性。而符合“價值理性”要求的法，其對公正、正義等終極價值的追求與ｃ、ｅ、ｆ們所認可的一般價值評判標準具有同一性，其法理本身就是對上述終極價值的演繹和闡釋。所以，加強判決書的法理闡釋，首先能夠使當事人信服，從而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其次，這種法理闡釋同時也是司法機構對某些價值評判標準的確認和宣示，是一種更具實效的普法。 ３、加強司法與傳媒的協作，推動全民法律至上信仰的形成 由於司法改革中我們較多地提倡了司法獨立和法院的消極主義地位，因而使得當前某些傳媒對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負面影響被誇大。應當認識到，當前傳媒即使是在某些操作上對司法活動產生了負面影響，也多是假手於權力而進行的。其罪責應歸於“人治”而非傳媒本身。而在當前“權大於法”，司法尚顯得非常無助的情況下，我們應當重視傳媒對公眾的導向作用，推動司法活動的公開化，扶植公眾自發的對司法獨立和公正的追求。具體的司法活動畢竟只能及於很小範圍的一部分人，而傳媒的輻射作用將是我們藉助司法以推動普法的“放大器”。 當然，在司法實務中彰揚“價值理性”是一項複雜、寵大的工作，而絕非以上幾點粗淺論述便可以概括。最後，讓我們復歸於對這起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分析。其中，法官對村委會“罰款”的表態頗值得玩味。“這是村委會和ｃ的事，與ｃ、ｅ、ｆ的訴訟無關。”──司法在面對行政權力，哪怕是最微小的行政權力時，往往都選擇了迴避。此種尷尬，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 附記：在本文寫作之初，筆者恰巧有幸參加了一場“四五”普法考試，令人汗顏的是，面對諸般出自《消防法》.《森林法》的考題，筆者方知天外有天，這才收斂起起初對把法官作為普法對象的種種微詞------但無法想像，有哪一國的法官能無遺漏地記住該國浩如煙海的法條。 朱蘇力教授曾把當前我們正為之努力的基層法治建設視之為現代民族國家權力建構的一種手段或方式（見《送法下鄉-----基層司法制度研究》），如果這一論斷成立，那么我們至少可以認為，現在的一些作法（例如這樣的“普法”）太急功近利，甚至可以說，我們忽略了即使是作為手段的“法治建設”之基本規律。 當然，本文的觀點來源於當前成為主流的一些西方法學理論中，並且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自然法學派的印記，但有關法律本土資源的論點正可以促成對本文的反思和批判。譬如，在這一案例中，“村規民約”正是民間法生命力的典型例證----------作為基層的司法實務工作者，我們或許能夠並且也應該對此稍存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