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嚴相濟與檢察機關執法理念的重塑
黨的xx屆六中全會提出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對構建和諧社會這一政治目標的回應，對檢察機關提出了重大課題。因此，創新檢察機關執法理念，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近年來，執法理念在我國司法中的地位與作用得到普遍重視，理論界和司法實踐部門進行了廣泛和充分的研究。在我國，不同主體對於執法理念有一些共同的標準、原則、價值和要求，如公平、正義、效率、廉潔等，但具體內容又有不同。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構建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當前關鍵是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戰略思想為指導。公平正義是衡量社會是否和諧的一個重要尺度，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內容，對檢察機關來說，維護公平正義是其天職，應當把維護公平正義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生命線。
檢察機關執法理念存在三個突出問題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社會治安總體形勢比較嚴峻，我們在刑事司法領域，主要貫徹“嚴打”的刑事政策，控制犯罪的理念占主導地位，這與計畫經濟體制的基礎相契合。懲治犯罪、控制犯罪，這是任何國家、政府的職責所在，也是世界各國刑事法律立法的基本價值目標之一。但刑事法治實踐表明，在現代多元社會，實現正義的方式需要多樣性，過分偏重懲治、控制犯罪理念，不利於法律秩序的維護。多年來，我國司法人員理念中，始終充斥著“高壓”、“嚴懲”的字眼，對於刑事犯罪的處理沒有很好地體現“寬嚴相濟”的政策思想。具體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偏重控制犯罪理念
多年來，人們習慣把檢察機關當成槍桿子和追究犯罪的打手，形成檢察機關濃重的控制犯罪執法理念。突出表現是重打擊輕保護，重視刑事法律的懲治功能，忽視其保護人權，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功能。主要表現是：寧願多捕不願少捕；寧願錯抓不願錯放；寧願多訴不願少訴。
具體表現在：1.逮捕法定條件的嚴格控制與逮捕適用的普遍化的矛盾。刑事訴訟法第60條規定，逮捕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即證據要件、刑罰要件和必要性要件。但從審查逮捕工作的實際情況來看，逮捕的後兩個條件，即刑罰要件和必要性要件被“淡化”、乃至“虛化”，逮捕的法定條件在實踐中演變為“構罪即捕”，即在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能夠作出有罪判決的情況下，檢察機關一般都批准逮捕，無逮捕必要的適用率過低。
2.起訴裁量權的擴大與相對不起訴功能萎縮的矛盾。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以立法形式確立了檢察機關的起訴裁量權，理論上稱之為相對不起訴。但由於受觀念、體制、立法、政策等方面因素的影響，相對不起訴在實踐中出現運行不暢、功能萎縮的狀態。實踐中，大量輕罪案件與重罪案件一樣，遵循著基本相同的訴訟程式：偵查———起訴———審判，僅有很少的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被分流，相對不起訴的價值僅在極小範圍內得以體現。
偏重程式控制理念
程式控制理念是與計畫經濟相適應的“工具式”刑事司法理念之一，對我國社會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它的高成本使貧窮者望而卻步，它的精細與複雜使審判日益笨重。司法實踐中存在輕罪案件迅速審理的原則與簡易程式受到限制的矛盾。對於輕罪案件廣泛運用簡易程式，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的主流，但在實踐中由於審限的限制以及被告人不認罪的限制，通過設立簡易程式達到減少積案，縮短訴訟周期的目標並沒有完全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