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民眾上訪之所以時有發生，既有上訪者動機、心態等主觀因素，更有信訪工作機制等方面的客觀原因。大量上訪案件的存在，不僅擾亂了正常工作秩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安定團結，給農村工作帶來嚴重影響，直接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阻礙了農村的經濟發展，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引發農村信訪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體制機制的原因，又有農村自身發展的原因；既有歷史沉積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因素。縱觀目前農村信訪穩定和民眾工作存在的一些不安定因素，其成因主要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特點：
（一）在幹部觀念方面。信訪問題實行“一票否決”。在考核機制上片面強調“數字型”責任制考核，只管有無進京上訪案例，不管信訪人上訪事由是否合情合法，甚至對無理上訪、纏訪等在考核時也不能區別對待。在信訪問題“一票否決”的高壓態勢下，各級各部門採取“圍追堵截”、“花錢買平安”的做法，“重堵疏防”和“急功求穩”的辦法，表面解決了暫時的問題，實際上對進京訪、越級訪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還直接增加了各地接防和防控的成本，催生了“信訪資財”這個特殊的行業。
（二）在民眾觀念方面。長期以來，人們在計畫經濟條件下形成的依靠黨委、政府解決問題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對法治的信仰還比較淡薄，依法辦事的自覺性還沒有真正形成，相當一些民眾存在“信訪迷信”心態，認為不管是法律問題還是非法律問題，找到領導上訪就有可能解決問題。還有一些民眾採用“無理纏訪”的方法，甚至採用集體上訪以及其他過激方式給國家機關施加壓力，試圖以此迫使政府解決其問題或者改變司法裁決。許多民眾存在“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的心理或者是因為個別人由於個人恩怨，煽動、利用民眾上訪達到個人目的。這種處於敏感狀態的精神心理，只要有人煽動，很快就能聚成一股力量，直接會導致一些本來看似簡單的信訪案件極易演變為信訪事件。有的人別有用心，故意挑起事端。比如署假名舉報問題，經戶口核查相應地址無此人可以不受理，杜絕出於個人的目的或為了搞垮對手、栽贓嫁禍、打擊報復、隱匿證據問題，從而為自己胡作非為、非法謀利提供條件。只要出現一定規模的上訪，一般都存在著組織者、領導者。有的人因為怕影響到自己的身份和既得利益，從而由上訪者轉為幕後操縱者，驅使一些不明真相、不曉法律、不顧後果的人為其服務。
（三）在體制機制方面。近年來，黨和政府始終高度重視和不斷加強信訪工作，先後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信訪政策和法規，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社會主義法制的日益健全和完善，信訪工作中的制度弊端也越來越顯現出來，突出表現在上訪活動的隨意性上，即上訪的內容、類型、上訪活動發起的時間和空間以及上訪的流向隨意性太大。儘管現行的政策、法規對民眾上訪作出了必要的限制性規定，但是在實踐中，上訪人往往可隨時隨地就任何內容向有關或無關的部門上訪，也有的因處理不及時拖來的上訪、責任不明確推來的上訪、調查不全面漏出的上訪、接待不熱情激出的上訪等等，對違法信訪行為制裁不力，致使一些民眾產生法不責眾心理，個別別有用心的人借信訪製造事端。
（四）在政務公開方面。有的村級由於執行財務制度不嚴，長時間不向村民公開村務，即使公開也只是象徵性地公開收支總額，不公開明細帳，透明度低；有的在農村低保評定、救災救濟款物分配與發放、項目落實等方面因宣傳不到位、執行政策不嚴格、程式不到位、公開透明度不高，尤其在農村低保政策執行上，因不斷擴大了保障面，有的不該領取的對象享受了，當民眾提出質疑時，一些村幹部不予說明和解釋，甚至壓制、打擊民眾，造成乾群情緒對立，民眾就採取集體訪、甚至越級訪的辦法，希望上級組織來查明真相。
（五）在方式途徑方面。很多民眾反映若採取法律訴訟的形式解決爭議糾紛，既要向法院繳納訴訟費，還要向律師繳上代理費，況且能否勝訴都不是定數，即便勝了官司，執行也是個巨大難題。客觀的說，現實生活中，特別是《信訪條例》出台後“領導接待日”制度的實施，信訪較之訴訟的確是一種更便捷、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因此，在“勝了官司、賠了錢財、只能討個說法”的現實面前，很多民眾自然會選擇信訪的方式。而且民眾習慣於找領導個人，尤其是能拍板的 “一把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誘導了民眾擇“訪”棄“訴”。 使不少應由法務部門解決的涉法問題通過信訪渠道反映出來，許多上訪人員只要政府解決，不願到法院依法裁決，增加了處理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