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法釋(2019)29號未及問題的探討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和發展,對作為一國之上層建築的政治體制和司法體制等制度進行改革的實際要求和呼聲也日益強烈,並且隨著我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和我國成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對司法制度的改革已經成為首當其衝要解決的工作。司法改革是一個龐大的課題,也是一項宏大的工程,其不僅涉及面寬廣,而且是深層次的變革。陪審制度的改革就是其中一個近來備受法律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熱點。李鵬委員長在1998年談到司法改革時指出:“要實行人民陪審制度,這也是促進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近來,眾多學者與實務部門的工作者們就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提出了多種觀點和想法: 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應該被廢除。因為我為的人民陪審制度其設立之本意是作為人民參與政治,管理國家的一種民主形式,但由於受歷史傳統,制度的構建以及社會心理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實踐與本意相去甚遠,致使陪審制度徒具形式。一項形同虛設的法律制度長期存在,對於法律的權威性,嚴肅性會是一種極大的嘲諷,對於法治社會的形成則有百害而無一利,故應該對該制度予以廢止。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我國的陪審制度立法應當緩行。他們認為從陪審制度發展的國際潮流來看,陪審制度正呈現出一種普遍的衰微趨勢;從陪審制的法律依據來看,我國的陪審制度缺乏憲法基礎;從陪審制的現實運作來看,我國的陪制度產生了嚴重的“異化”。並且由於實行陪審員制度所要求的社會條件較高,對公民的整體素質的社會氛圍有很大的要求,而在當今尚未完全“開化”的中國,公民的整體文化素質較低,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讓部分老百姓參與陪審,他們也難真正體驗出陪審制的好處來。同時,從司法體制來看,現在一些制度設定的不合理最終使該制度流於形式。故他們認為,我國的陪審制度應當緩行。 還有一些學者則認為雖然我國目前的人民陪審制度還有較大的欠缺,但只要將其進行一些改革和完善則可使它重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所以當務之急不應是草草將其摒棄,而應是對其進行改革和革新,以使其能煥發新的活力。 一 我本人則同意第三種觀點。雖然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但其在我國的社會制度中仍然有存在的價值,我們應該根據現實情況和需要適時的對其進行改革和完善,而不能因其暫時的不適應而因噎廢食。 首先讓我們了解一下陪審制度的歷史淵源。 陪審制度最早起源於歐洲奴隸制時期的雅典和羅馬。當時在雅典設定了被稱之為“赫里埃”的公民陪審法庭,後來羅馬也設定了類似的陪審法庭,這些法庭專門負責審理刑事案件。現代意義上的陪審制度最早產生於公元11世紀的英國,當時其陪審團是起證人作用的調查審團,其宗旨不在於司法審判,而是國王對地方加強行政管理的一種手段。1215年《自由大憲章》的公布,使陪審團制度得以發生質的變化。按照《自由大憲章》的規定:人民有接受與自己同等人審判的權利。這一規定促使陪審團從起訴職能轉向審判職能。此後,隨著兩種法系——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逐漸形成和發展,在這兩種不同的法系中又分別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陪審制度,即參審制(大陸法系)和陪審團制度(英美法系)。這兩種陪審制度也是當今世陪審制度的主流,為眾多國家所採用。 其次,我們再看陪審制度在我國的歷史發展。 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起源於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的有關法律規定。在1931年江西革命根據地頒布的《裁判條例》已具體規定了陪審員參加審判的制度,其主要沿習的是原蘇聯的模式。新中國建國之初,人民陪審制度作為一項基本的司法審判制度最早出現在《中國人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一憲法性的檔案中,該檔案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依照法律實行人民陪審制度”,當時該制度的建立只是為了讓人民獲得“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心理滿足,而並沒有司法民主和權力制約的精神。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政治背景下,建立人民陪審制度也還沒有制約法官和防止司法~的意義和要求。隨後,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人民陪審制度逐漸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成為“民眾專政”的象徵,而不再具有初始建立時的意義。到了“文化大革命”時, 人民障審制度實際上已經被拋棄,只剩下形式上的存在,其只被規定於人民法院組織法之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通過人民法院組織法、訴訟法等恢復(也可以說是再次確立)了人民陪審制度,但該制度始終沒有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以致於人民陪審制度在我國日漸衰微,難以有所作。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看我國人民陪審制度的現狀。 我國人民陪審制度在名稱上與英美法系相似,但在其實際內容上主要沿習了原蘇聯的模式,而原蘇聯的陪審制又是在借鑑法國、德國的參審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我國人民陪審制度主要與大陸法系國家相似,即沒有區分事實審和法律審,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陪審員是懷法官組成合議庭參與審判,其本身並不獨立地進行審判。由於我國相關理論和制度的不完善和不配套,以至人民陪審制度在實務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其中以下幾點經較突出: (1)在立法上,僅將人民陪審制度作為人民民眾參與司法活動、協助司法機關進行司法審判活動的制度體現,若說其是“陪審”不如說其是“參審”,事實上這種陪審制度並沒有起到監督司法行為、制約法官專橫、防止司法權濫用的民主機製作用。 (2)由於人民法院或法官往往認為人民陪審員不懂法律,業務能力有限,庭審中是擺設,因而在審判工作中大量出現了“不陪不審”“陪而不審”“審而不議”“議而不判”的現象。人民陪審員應有的作用得不到發揮,從而使“陪審”變成了“陪襯”,這是有悖於設立人民陪審制度的初衷的。  

; (3)陪審制度本身也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如陪審員產生的程式,陪審員的任職條件以及陪審員的任期問題和其迴避問題等等,都有待完善和發展。 (4)在思維形式上,由於中國擁有較強的“官本位”思想的傳統,所以當法官遇到重大案件、疑難案件,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的是向上匯報,而不是去聽取人民陪審員的意見,使人民陪審員在審判中形同擺設,而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我國人民陪審制度出現以上的諸多問題,其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在立法上,人民陪審制度還很單薄、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司法實踐中,缺乏統一標準的陪審員管理機構和相應的選任等機制,並且往往法官們也對該制度不夠重視,在理論研究上,對該制度的研究也越來越被淡化和不為所重視。 二 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雖然現在被許多人忽略,甚至有人還認為應該將其廢除,但其存在還是有其價值和必要性的。陪審制度作為法律制度中的一個部分,也是國家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它們的存在和發展要受經濟基礎的制約和決定;反之,作為上層建築的陪審制度亦會反作用於起著決定性作用的經濟基礎,以體現出其存在的價值。法律價值觀決定著某一法律制度的形成、特徵、發展軌跡乃至其興衰。因此討論陪審制度的價值的有否是決定陪審制度存廢的關鍵。 通過對陪審制度的歷史的淵源、發展及其現狀的了解,我們可以認識到陪審制度的價值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同等者審判”價值,即法律(公正與正義)存在於人民之中,應該由人民參與判斷、裁定被告人是否有侵權行為或是否有罪。二、“制約司法權”的價值,防止法官在司法決策過程中的主面片面和獨斷專行,抵制專業法官囿於其專業的視角、思維的定勢或行業的利益所出現的某些偏見,以及防止作為權力集團中成員的法官在裁判時可能偏向當權者一方,從而壓抑人民的權利和自由。 通過對陪審制度的價值的分析,我們知道陪審制度作為司法民主的象徵,是人類優秀的法律文化傳統,其存在是符合促進社會民展的需要的。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目前的人民陪審制度所出現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在確立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基礎上改革和完善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 三 我們要改革和完善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要做的首要工作是,首先確立下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基礎。若將整個陪審制度比作一棵大樹,則其價值基礎則是這棵大樹的根本,就此我們可以知道,人民陪審制度所想要實現的終極目標是“公正”二字,反之這個“公正”二字則是人民陪審制度的終極價值,該價值又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價值,即司法公正價值、司法民主價值和司法監督價值。這三個方面的價值相輔相成,構成了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基礎。 在確立了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基礎後,我們就要對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各種制度按照其發展的規律和社會現實的需要進行一定的改革和完善。我本人覺得應主要就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和完善: (1)關於人民陪審制度的定位。我們認為,陪審員不是法官,也不應是法律職業者,陪審制度僅僅是讓普通老百姓參與到訴訟過程中來,使案件中的當事人能夠“接受自己同類人的審判”,監督法官庭審的一種有效方式。故我們將人民陪審制度定位為一種有效的“監督方式”,並將此作為人民陪審制度立法以及適用的總的指導思想。 (2)必須明確人民陪審制度適用的範圍。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所採取的是參審式陪審形成,僅在一審案件中適用該制度,1983年修訂的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1989年通過的行政訴訟法、1991年通過的民事訴訟法以及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都作了與人民法院組織完全相同的規定。從人民陪審制度的目的和意義看,我們認識到並不是所有的一審案件都必須要適用人民陪審制度,同樣也不僅僅只有一審案件可以適用人民陪審制度。我們認為,對於不同類型的案件可以劃分不同的適用等級。總的來說,我們可以將人民陪審制度的適用級別分為三等,即強制性適用、任意性適用和申請許可適用。強制性適用即是由法律作出明確規定,應當適用陪審制度的案件,如一審的刑事案件和涉及人身權利的民事案件等。任意性適用即為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可以適用陪審制度的案件,比如一些專業性很強的案件。申請許可適用是指必須由當事人申請適用,並且由法院依據法律規定和實際情況而作出是否準許適用的決定後方可適用的一種類型。這種等級劃分可以使人民陪審制度更具有操作性,也更趨於合理化。並且,將人民陪審制度只規定於一審案件中是不夠的,還應擴大到諸如抗訴、抗訴案件、未成年人審判程式、審判監督程式等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各類案件和程式中,因為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基礎——“公正”決定了該制度應該被更廣泛地適用。 (3)關於人民陪審員遴選程式的規定。我國法律規定,除了被剝奪政治權利以外,凡有選舉或被選舉權的年滿18周歲的中國公民都可以被選舉為人民陪審員。從該條文的立法本意上講,人民陪審員的選任範圍是相當廣范的,但目前由於實際選任途徑主要立足於法院自身的選聘,加之選聘制度不健全又造成了選聘程式的隨意性很強,人民陪審員往往由法院的院長或庭長在自己所熟悉的社會群體中直接選聘。這樣的選聘既違反了立法者的本意,又使得選聘範圍變的極為狹窄,故而常使人民陪審員的代表性受到質疑。所以我們覺得,人民陪審員的遴選方法可以採取相對固定與隨機抽取相結合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