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拖欠資料記錄，以提高股東及會員的信貸風險管理能力。80年代末期，香港的金融業興旺，信用貸款及信用卡市場迅速發展，香港資信有限公司的服務顯得愈發重要，因此數家信用卡公司和銀行相繼入股該公司。到XX年底，該公司的資料庫已有100多萬份檔案，每月平均提供38萬份信貸資信報告。 印度、泰國等國家信用中介機構的出現則是資本市場發展的迫切要求。在尼泊爾，重建信用信息局已作為尼泊爾金融部門改革的重要內容。在墨西哥，1994～1995年金融危機後，為增強金融系統運行的有效性，墨西哥政府向議會提交了《公平信用保障法》（federal credit guarantee law）的草案，此外，參議院通過了新的《公司破產法》（corporate bankruptcy law），兩部法案的頒布表明始於1995年的墨西哥銀行系統的管制和法律框架的改革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目前，評級機構、信用局等信用中介服務機構在墨西哥金融系統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中央銀行在信用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 由於開發中國家的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往往其商業銀行系統所承擔的信用風險最大，因此多數開發中國家在信用體系建設方面，都是由銀行推動的。比如：泰國第一家資信評級機構——泰國評級和信息服務公司（tris）就是由泰國銀行發起設立的；孟加拉國的信用信息局則是作為中央銀行的一個部門而形成的。菲律賓信用信息局（cibi）最初是由菲律賓中央銀行、證券交易委員會和菲律賓金融學院在1982年聯合建立，創立之初是作為一個非股份化、非盈利的公司。後來，政府賦予cibi在金融系統中建立並維持一個有效的信用評價和監督制度的義務，於是該公司從1985年開始發布對當地公司的信用評級商業報告。1997年，cibi將它的主要業務分為兩個獨立的公司——cibi評級公司（現在稱為菲律賓評級服務公司philippine ratings services corp.）和cibi信息公司，繼續提供信用報告和線上數據服務。cibi提供的信用信息包括公司信息和消費者信息兩方面。其中，公司資料庫的檔案超過5萬份，包含個人信息記錄的資料庫有15萬條信用記錄。印度等國家的信用中介機構也是在銀行的推動下建立起來的。 在開發中國家，不僅信用信息局等信用中介機構是由（中央）銀行發起設立的，而且信用管理的立法工作也多是由中央銀行推動的。比如，印度中央銀行工作組提出了信用信息局法案的草案，準備提交議會審議。此外，一些開發中國家的政府為促進信用中介機構的健康發展，擴大市場對信用評估的需求，在政策上也給予一定支持，有些國家甚至有強制性規定。例如，馬來西亞中央銀行規定公司債券的發行必須經過資信評級機構的評級，以提高債券透明度，增強投資者信心。 （三）市場中介機構的建立模式 開發中國家的信用中介服務機構主要包括信用信息局和資信評級公司兩類。其中，資信評級公司的建立主要是為了增強資本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的透明性，促進其健康發展。信用信息局的建立更多地是為了提高金融系統的效率，防範金融風險。 在開發中國家，信用服務中介機構一般由銀行發起設立，主要股東包括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信用服務中介機構的業務主要包括信用評級、徵信業務、諮詢業務等。其中對企業和個人的徵信服務通常是分開的，即由不同的機構運營。也有一些國家或地區在發展過程中，信用中介機構同時提供企業資信和個人資信服務。信用中介機構一般採取公司制的運作模式，有的信用中介機構還成為上市公司（如印度信用評級信息服務公司crisl）。隨著本國市場的不斷發展，許多國家的信用中介機構在發展過程中進行了股權改造，引入更有實力的新股東，以增強自身實力。 在信用中介機構建設過程中，開發中國家普遍同國際上的大公司進行各種合作，或者允許這些公司在國內設立分支機構，或者引進這些公司的管理和技術、進行戰略合作或組建合資公司。比如，tris最初在發展其資信評級方法和管理模式方面得到標準普爾集團3年的技術支持；而在拓展新的債務工具的信用評級的知識和技巧方面、以及在發展對投資者的利率研究方面，tris與fitch ibca也有一個為期3年的戰略夥伴協定。印度、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的信用中介機構在發展的初期也都同標準普爾等國際上的知名公司進行戰略合作，有些中介機構還引入這些公司作為股東。同國際上大公司的合作有助於提高開發中國家信用中介機構的技術、管理和服務水平，但由於徵信信息的敏感性，國外公司在合資企業中所占的股份通常並不高。 在信用中介機構的數量上，各國的做法有一定的區別，比如在資信評級（credit rating）行業，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的資信評級機構的數量都不止一家。但在許多國家，目前有一種傾向，就是在該國內只建立一家資信評級機構。 （四）注重信用管理的法律體系建設，但信用立法仍不完善 開發中國家由於受發展階段所限，法律體系並不完善，有關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相對缺乏，因此，各國在發展過程中，都十分重視建立和完善信用管理的相關法律。在一些國家，信用服務中介機構就是依法設立的。比如，在斯里蘭卡，信用信息局（cib）是根據《斯里蘭卡信用信息局法案》建立的，該機構的發起股份51％由貨幣委員會持有，30％被商業銀行持有，其餘的19％由其他的放款機構持有。該法案規定，除中央銀行外的所有放款機構，有法定義務向信用信息局提供信息局希望蒐集的任何信用信息。未按照信用信息局的要求提供信息將受到處罰。泰國則是在銀行的推動下，逐步完善信用立法工作，1998～1999年，泰國銀行家協會建立了信用局委員會，泰國銀行（bank of thailand）起草了《信用局法案》，目前，《信用局法案》草案已被下議院批准，正在上議院討論，XX年有望獲得通過。而數據保～案（draft data protection act）預計會在XX年獲得通過。隨著各項相關法案的相繼頒布，泰國的監管框架已基本建立。尼泊爾的實踐則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法律體系建設的重要性。在尼泊爾，由於沒有法律條款約束銀行不提供信用信息的行為，這使得信用信息局的工作缺乏效率，這也是為什麼信用中介服務機構在尼泊爾已經有了XX年的歷史，但卻始終處於初級階段的原因。從各國的實踐看，建立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難點並不在於信用中介服務機構的建立，也不在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