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對信用行業進行有效管理，而在於相關法律法規比較缺乏。由於法律未對信用中介機構的權利與義務作出明確規定，這些機構在信息採集和使用等方面缺乏法律法規的保障，不僅信息採集的全面性和連續性受到制約，而且信息使用的範圍很可能引起法律爭端。從各國的實踐看，不論信用中介機構建立的時間長短，各國常常在法律方面面臨相同的問題，這也是信用中介機構在開發中國家的影響與作用仍比較有限的重要因素，也正因為此，目前各國都在推進有關信用管理的立法工作。 （五）對信用行業的管理 許多開發中國家對信用行業的管理一般都是依據一定的法律法規進行。在多數國家，金融監管～或中央銀行常常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在斯里蘭卡，該國的信用信息局是根據議會通過的法案由中央銀行發起設立的，中央銀行的副行長擔任信用信息局的主席，並派中央銀行的高級官員參加信用信息局的董事會。由於各國信用行業的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信用信息局的核心資料主要來自銀行等金融部門，因此對信用行業的管理通常由中央銀行承擔（特別是在信用管理的基本法律法規尚未建立的國家）。 三、對我國的啟示 雖然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建立信用制度的過程有很大不同，但社會信用制度的基本內涵是一致的。從各國的經驗看，建立社會信用體系主要涉及到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信用管理相關法律的建立與完善；二是徵信數據的開放與信用資料庫的建立；三是信用服務中介機構的建立與發展；四是政府對信用行業的管理。 （一）加快信用立法工作 完備的信用管理法律體系是信用行業健康規範發展的基礎和必然要求。從已開發國家的經驗看，信用立法工作是一個長期過程。從實踐角度考慮，我國的信用立法工作難以在短期內完成，但建立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客觀又需要有完備的法律體系作為保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建議從兩方面推進信用立法工作：一是應充分借鑑已開發國家在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在此基礎上以比較完備的行政管理規定的形式頒布，儘早為信用中介機構的發展奠定製度框架。已開發國家的法律體系還有一個特點，即法律處於不斷修訂完善的過程中，因此，先以部門規章的形式出現，也將為今後正式法律的出台積累經驗。二是抓緊研究、率先出台與信用行業直接相關的基本法，如可先出台《信用報告法》，對信用行業的管理定下基本的制度框架，以促進信用行業規範健康發展。 （二）加快徵信數據的開放與信用資料庫的建立 各國的經驗表明，徵信數據的採集和使用首先是一個法律問題，各國都通過法律或法規的形式對此作出明確規定。一般來說，採集和共享的信息包括銀行內的借貸信息和政府有關機構的公開記錄等，由於信用信息包括正面數據（positive data）和負面數據（negtive data）兩部分，各國對共享信息的類型通常都有規定，一些國家限制正面信息的共享，比如在西班牙，信用信息局不能夠共享正面數據，澳大利亞信用索引公司的運作僅被限定在負面信息。而美國、加拿大和智利等國家則允許正面信息和負面信息都共享。此外，由於各國國情和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差異，對信用信息（主要是涉及到消費者個人的信息）的採集和使用範圍的規定也並不一致。 我國在徵信數據的開放與使用等方面尚無明確的法律規定，建議對此應加快立法步伐。我國對信息數據開放的立法應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數據開放程度低，很多可以公開開放，以及能夠通過一定正規的方式和渠道獲得的信息目前尚未開放，也沒有相應的法律予以明確規定，許多信息相對封閉和分散於各個部門和機構中，使信用信息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消費者個人信息的採集和共享方面也沒有相關的法律約束。根據一些國家的經驗，對消費者個人信用信息的採集和公布應採取相對審慎的原則。這兩個方面的立法都應儘快提上議程。同時，由於對信用的評價主要是建立在信用歷史記錄基礎上，因此，功能完善的信用資料庫就成為建立社會信用體系必備的基礎設施。各國的信用中介機構一般都建有自己的信用資料庫，記錄企業或個人的相關信用信息。目前我國的信用中介機構一般也都建立了自己的信用資料資料庫，但資料庫規模普遍偏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建議一方面要鼓勵信用中介機構注重自身信用資料庫建設，另一方面政府有關部門要建立行業或部門的資料庫，待條件成熟時，可將自建資料庫中的部分內容提供給信用中介機構或與信用中介機構共享，為我國信用行業的發展提供支持。 （三）促進信用中介機構的建立與規範發展 由於信用中介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