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上帝”，房地產開發中漸露端倪的城市“空心化”傾向，既是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使然，也有城市設計和規劃中的偏差，有無急功近利的過分商業化導向在起作用呢？而目前房地產商的廣告中充斥的所謂“成功人士的選擇”、“白領階層的樂園”等等，又是否是我們城市發展的根本宗旨之所在呢？城市政府的考慮應該是全體城市居民的利益與方便，特別是對社會弱勢群體的照顧，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總之，市場與政府這兩隻手的作用都是有效而又有限的。因為在效益與公平的關係上，對於企業，效率優先，天經地義；對於政府，保障社會公平則是最重要的責任，這也是保護納稅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所以，在當前城市建設與管理事務上更多地由企業參與的條件下，政府的監控作用尤為重要。“新公共管理”是一把利弊兼具的雙刃劍，不能簡單照搬套用，特別是它的“市場化”取向與“私有化”往往攪合在一起，這是我們在借鑑時不可忽視的。我們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此外，把公共產品提供給企業或私人管理，還涉及到公共社會的培育與成熟，包括第三部門（third sector）的成長，即非政府組織（ngo）與非營利性組織（npo）的活躍，這些是公共社會成熟標誌，作為大城市特別是上海應該率先探索這種可能性。這也涉及到一種觀念的創新，即在現代的城市管理中，不應把老百姓看成是“訓政”的對象，而應該視作是管理的主體。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民眾應該擁有更多更大的發言權和決定權，這也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內在要求。 國家功能的轉換與“無為而治”理念的創新 1．國家功能的轉換 城市政府職能的轉換還涉及國家功能和作用的定位, 學術界討論已久（這裡討論的“國家”主要是指國家機器，即英語中的state。此外，關於“國家”和“政府”的概念也是有區別的，“國家”的功能和職責及其作用都大大超出了“本屆政府”的含義）。17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曾把國家比喻為《聖經》中的怪獸leviathan,一種可怕的海獸，但又是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結果反被它所控制的巨獸。20世紀是國家功能和作用空前膨脹的時期，國家機器成為一種高高凌駕與社會之上的巨獸。但是20世紀末，傳統民族國家的權威受到多種挑戰。這種挑戰不僅來自於跨國公司和金融巨頭的“超國界行動”，更來自於某些跨國家組織的干涉。“北約”在科索沃問題上所謂的“人道主義干預”是對國家主權的嚴重挑戰。而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一些世界性的經濟組織正在成為超國家的leviathan ，例如wto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等，都具有比傳統民族國家更為強大的功能和作用。但是，伴隨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同時，是政治多極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並存。在這種國際背景下，民族國家的政府功能的強化也是必要的。而在國家創新體系（nis）的構建和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提升方面，國家的作用仍然是不可與缺、甚至是舉足輕重的。 城市的“善治”與政府職能的轉化 但是，與此同時，政府在國內事務的管理職能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變化。這就是伴隨上述“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出現，與20世紀的70年代以來已開發國家先後興起的一個“政府再造”運動相關，在反思國家與個人、政府與社會關係的基礎上，曾經盛行一個“小政府、大社會”的理論，90年代提出並開始大量研究“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理論。我認為“善治”的實質主要並不在於政府的大小，而在於政府的有效性，其涉及的正是政府職能的轉換。 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在中國正方興未艾，特別是圍繞加入wto後政府行為方式的轉換，目前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政府面對挑戰，應加強經濟干預，重點扶植國營大中型企業，以應對並參與國際競爭。第二種觀點認為應順應世界潮流，實現國際接軌，大幅度減少政府干預，要重點解決“市場失效”與“政府實效”問題。第三種觀點認為在目前轉軌時期，國家應在更多領域發揮作用。這三種觀點，各有道理。我認為，現代政府對外的功能要加強，維護民族利益，保護國民權益；但在對內的功能方面則完全可以更為減弱一些，也就是更多的放權於基層。社會主義的民主決不能停留在傳統的“為民作主”上，而應該是大力推進和擴大“由民作主”的範圍，如在城市的社會管理上，能否讓城市的居民委員會真正發揮其民主自治的作用呢？我們應怎么看待城市政府職能的轉化問題，怎么建立一種以環境建設為本的新的城市政府的管理職能呢？構建適應現代化市場經濟發展的環境，不只是城市基礎設施構成的“硬環境”，還包括政策、法規、社會氛圍等“軟環境”的建設，這是城市政府的重要職能。特別是軟環境的建設，要強調精幹與高效（包括效率與效益），更應該強調信譽與信用，用各種政策和法規使守規者不虧、誠信者獲利。沒有全社會的信用制的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的，這也就是xx所提出的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 3．“無為而治”：以“無為”之形，求“有治”之實 從中國傳統的“禮治”到現代社會的“法治”，真正的“德治”應該是一種與“法治”相結合的新型的“善治”，而不是簡單地回歸中國傳統的“禮治”。中國傳統的“禮治”是以一種等級制、身份制為基礎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是典型的人治。而現代社會的法治，強調的是契約制，其理論前提是自然法論和自然權利說，更合乎自然之本來，人間正道是滄桑。雖然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並不存在西方那種帶有宗教神秘主義色彩的自然法論和自然權利說的思想資源，但中國古代智慧中的“德治”理想和各種“治道”的研究卻是有著十分豐富和寶貴的啟迪的。這裡既有孔子的有為之治，即儒家的“修齊治平”之道，亦有道家的“無為而治”之道 。有為與無為是對立的統一，政府總想“有為”，但有為與無為，要有個度的掌握。特別是“強政府”的優點在於能為老百姓做許多實事與好事，但一旦做了一件錯事或壞事，其後果之大、影響之壞，就不是幾年、十幾年能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