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事和解法律效力不明確。現行刑事立法對刑事和解規定的不明確，使刑事和解的法律效力缺少依據。刑事和解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達成的協定，不能像其他刑事裁判一樣具有國家強制力的保證，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自覺履行，不會被強制履行。此外，真實自願的和解協定因時間、情況的變化，在履行中可能會出與無力履行、消極履行、惡意不履行等情況。現行法律對履行刑事和解協定的保障不足，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刑事和解的適用。
（三）現行一些制度制約了刑事和解的適用。一是檢察工作考核指標之一的不起訴率制約了刑事和解的適用。實踐中，檢察機關對不起訴率作出了控制，使得辦案單位不得不考慮指標問題，致使許多刑事和解後符合不起訴條件的刑事案件不得不進入公訴、審判程式。並且，《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公訴案件不適用和解程式，這就將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能性排除在公訴案件之外，成為刑事和解制度引人實踐操作的一大制約因素。二是刑事和解缺乏相應的評價標準和監督機制。在刑事案件中適用刑事和解還遇到一個技術性難題，即如何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作出科學的評估，也缺乏相應的對其監督機制。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經濟狀況亦制約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從實施情況來看，有無賠償能力已成為是否適用和解制度的重要決定因素。從我院所辦理的刑事和解案件看，均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履行了經濟賠償後，才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諒解，從而獲得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處理結果，且由於缺乏明確的賠償標準和賠償範圍，被害人可能利用這一有利地位獲得超出其損失的賠償。而那些家庭經濟條件差、沒有條件賠償的，則難以達成和解協定。這可導致刑事和解只對有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適用而將貧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排除在外的情形。從某種意義上說，刑事和解可能會成為有錢人逃避罪責的“捷徑”，也會因此使人對司法公正產生懷疑。
（五）個案中適用《刑事訴訟法》與《規定》的條件放寬。省院的《規定》第10條第二款規定：“對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具有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情節可能判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二款作出不起訴決定”；而《刑法》第142條第二款：“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
我國刑法沒有輕罪、重罪之分，輕微犯罪是指社會危害不大，法定最高刑較低的行為。根據《刑法》第72條規定，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可以適用緩刑。因此，可以把法院最高刑為三年的犯罪視為輕微犯罪。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犯罪行在三年以上且具有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情節，則應考慮處罰放寬的問題。
四、適用刑事和解的對策
刑事和解作為對刑罰制度的重要探索，在節約訴訟資源、有效化解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間的敵對情緒，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問題，應在嚴格依法的前提下，採取針對性措施予以解決。
（一）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轉變傳統刑事司法理念。傳統刑事司法理念認為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處以刑罰是基於報應和贖罪，其後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監禁在監獄裡。而社會主義理念認為，刑罰是為了改造罪犯、保護被害人、維護社會穩定，其結果是被害人得到補償、犯罪嫌疑人悔罪認錯、社會關係得到恢復。由於刑事和解的核心價值理念是被害人保護思想，體現了對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司法保障的理念。因此，要切實轉變執法人員崇尚重刑的思想觀念，樹立正確的刑罰觀，消除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環節適用中的觀念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