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化偵查權配置是當前法學理論界、司法實務界研究司法體制改革中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目前的偵查權配置存在一些問題，不能完全適應日益複雜的社會治安形勢和人民民眾對於社會安全感的需要，因此亟需理論界和實務界從法律和制度層面探索出路。
研究偵查權配置的六大誤區
個人認為，目前對最佳化偵查權配置的研究存在六大誤區：
一是只看表面問題，不重視原因分析。許多人提到偵查權方面存在的問題，就會列舉立案不實、超期羈押、刑訊逼供等問題，但往往沒有深入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
二是過分注重對偵查權力的監督，不重視對偵查權的保障。單從法律條文看，我國公安機關的偵查權似乎比一些國家的範圍要寬。但在實踐中由於相關制度不配套和存在缺陷，以及對公民違反程式性規定缺乏明確、有效的處罰措施，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偵查權往往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很顯然，單一謀求將警察的手腳死死捆住，不應該是最佳化偵查權配置的基本方向。
三是過分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對被害人的權利重視不夠。在偵查活動中，應當依法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但同時更要注重使被破壞的社會秩序得到恢復，使被害人遭受的損失及時得到彌補，只有這樣，偵查工作才能得到廣大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刑事訴訟活動也才能順利進行。
四是只就事論事設計制度，而忽視相關配套制度的研究。例如，為防止刑訊逼供，有人提出要在立法上明確規定對訊問全程錄音錄像。這一制度對防治刑訊逼供的確有積極作用，公安機關也正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但是，這是一個系統工程，要使錄音錄像制度發揮作用，相關配套制度也必須跟進。錄音錄像的核心要求是要做到“全程”，如何保證有足夠的偵查人員承擔每一次訊問時錄音錄像的任務？此外，由此帶來的裝備、人員的保障方面的問題也需要一併考慮。如果沒有這些配套制度的落實，訊問錄音錄像制度就只能是“看上去很美”。
五是只重視對公安機關的監督，而不重視對其他偵查機關以及審判機關的監督。學者一提監督制約，就必然奉“決定權、執行權相分離”是唯一的最高標準和最大價值追求。但是，在表述時往往只針對公安機關，走入“雙重標準”的思維模式，罔顧其他機關自己立案、自己偵查、自己批捕、自己審判等客觀事實。無論是對偵查權、起訴權實施監督，還是對審判權、執行權實施監督，其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標準也應當是統一的。
六是關注確保公正的措施多，關注提高效率的措施少。“遲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偵查機關的偵查能力，不能有效提高偵查工作的效率，甚至過多地束縛偵查機關的手腳，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破案率下降，被害人的權益得不到及時的補償，社會秩序得不到及時恢復。
影響偵查工作開展的四大因素
在我們這樣一個各地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正處於社會深刻變化的國家，偵查工作任務非常艱巨。與之相比，偵查權的配置遠遠不能適應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的現實需要，公安機關面臨的困難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