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嚴重製約偵查工作開展。受經濟水平限制，我國對偵查機關的投入明顯不足，主要表現在高素質執法人員少、培訓體系不健全、辦案力量嚴重不足、經費緊缺及裝備匱乏等等。中國的警力配置在世界上屬於低水平，XX年公安機關實有人數約190萬，按人口比例只有1‰多一點，而日本為2.2‰，美國為3.5‰，俄羅斯為8.46‰。緊張的警力使絕大多數民警常年超負荷工作，偵查人員每人手中同時要經辦多個案件，往往只能先處置緊急情況，暫時先放緩其他案件，這就使得看起來很長的羈押期限遠遠不夠用，調查取證工作也無法深入進行，不得不採取先抓人再蒐集證據的做法。經費緊張更是長期困擾公安機關的難題，國外警方普遍套用的高科技偵破手段在我國大部分地方都因經費原因而無法採用。
二是社會高速轉型給偵查工作帶來極大困難。中國社會正處於一種明顯不同於西方經驗的轉型期，一些在已開發國家不是問題的事情在現階段的中國可能就會成為突出問題，如流動人口犯罪問題日益嚴峻，一般大城市可以達到犯罪的一半以上，在深圳等一些外來人口集中的城市，流動人口犯罪達到90%以上。但社會管理遠遠沒有跟上，信用體制缺位，對於在本地沒有居所、沒有生活來源、沒有家庭親友的流動人口，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很難起到約束作用。另一個問題是犯罪的高發態勢。近年來，我國刑事案件發案數一直居高不下，犯罪立案數不斷增加，從XX年的360萬起不斷增長到近年來的460多萬起。同時，犯罪的手段不斷更新，智慧型化、組織化、暴力化的程度不斷提高，大大增加了偵查工作的難度。
三是執法環境給偵查工作造成很大困擾。受社會文化水平制約，公眾心理受傳統報應觀念支配，對犯罪持強烈憎恨態度，認為對犯罪分子就得“抓起來”，如果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就是放縱犯罪分子。相當一部分民眾還沒有養成尊重法律的習慣，不配合公安機關的調查取證工作，暴力襲警、圍攻執行取證和抓捕任務的民警的事件屢見不鮮。國外人們普遍自覺履行的作證義務，在中國很難實行。
四是法律賦予公安機關的手段、措施欠缺功效。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一)在立案方面，刑事訴訟對立案前的審查能夠採取什麼樣的具體措施沒有明確規定。而對於多數案件來說，如不採取相關措施進行審查，難以判斷是否應當立案；(二)在強制措施方面，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逮捕條件比較原則，實踐中一些地方出於各種因素考慮，又將逮捕條件等同於起訴條件甚至定罪條件來掌握，使很多本應在逮捕之後做的偵查工作不得不在拘留期限內完成，偵查工作倉促。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條件不明確，執行方式單一，對保證人履行監督義務約束不夠，公安機關往往不敢採用這兩種非羈押措施；(三)在調查取證方面，沒有明確規定技術偵查等特殊偵查措施，缺少強制作證等規定，偵查機關提取物證和其他證據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約，不得不依賴於口供；(四)現場處置權不明。很多國家規定，在執法現場嫌疑人或者相對人如果不聽從警察指令，警察可以依法採取任何可用的強制措施直至使用武器，而不用擔心承擔法律責任。我國因為法律規定不明確，警察往往會因為顧慮承擔責任，不敢採取必要的強制手段，不能有效控制現場和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