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化偵查權，絕不能通過簡單地“弱化”偵查權實現。如果法律沒有賦予偵查機關有效的偵破手段，就會迫使部分偵查人員在各方面限時破案的壓力下，採取非法的手段獲取證據。所以，不論是加強人權保障，還是推進依法治國，最根本的辦法是提高偵查機關打擊犯罪的能力，使之能夠依法有效地偵破案件，而不必冒險違法辦案，這也是最佳化偵查權配置必須著重解決的問題。
最佳化偵查權配置的總體思路
我國的偵查權究竟應當如何配置，個人認為主要應當考慮以下思路：
一是必須保障偵查機關能夠及時有效地查獲犯罪、收集證據。在犯罪手段不斷升級、危害不斷加大的今天，偵查機關必須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犯罪總是在暗處，要想徹底發現和清除並非易事，即使是在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非常發達的西方國家，破案率也難以超過30%，因此，他們對於偵查機關的授權是非常充分的。例如，在義大利特殊偵查措施是警方調查有組織犯罪的常規方法，偵查人員在懷疑某人可能涉嫌黑手黨犯罪時，可以向法官申請最長達5年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9·11事件”後，美國制定了愛國者法，賦予執法部門更大權力來預防、偵查和打擊恐怖犯罪，如第203條規定執法部門在未經司法審查的情況下有權獲得與美國公民有關的敏感信息。
二是必須處理好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之間的關係。公民基本人權的實現需要穩定的治安環境。保障人權要以提高打擊犯罪能力為前提條件，通過立法保障偵查權的有效實施，是加強人權保障、解決執法不規範問題的根本方法。如果偵查權的配置問題不解決，偵查機關打擊犯罪的能力仍維持在當前水平，而將“無罪推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非法證據排除”、“訊問時間限制”、“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律師全程介入偵查階段”、“聘請律師不需要批准”、“律師會見不受監聽”等內容全部寫入刑事訴訟法，就會使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之間的關係失去平衡，最終無法收到預期效果。
三是必須考慮立法、執法的成本與效益。勿庸諱言，與人民民眾不斷增長的法治需求相比，我國執法機關的整體素質和執法水平還不盡如人意，違反程式、濫用權力、執法不公的現象仍時有發生。這裡面既有執法人員主觀意識方面的問題，也有客觀上成本投入不足的問題。就立法來說，很多國家在立法時會考慮執行法律的預算問題，出台法律的同時，也會有專門的經費、編制到位。我國尚未建立這一制度，出台法律後，需要執行機關向政府申請經費、編制。很多時候，經費、編制不能與法律生效時間同步到位，甚至嚴重滯後，對法律的有效實施帶來嚴重的影響。所以，今後制定、修改法律，都應當把成本核算作為立法和執法的關鍵問題。
四是必須深入研究偵查權最佳化配置的價值目標。偵查權的最佳化配置，必須堅決避免採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思路和辦法，簡單地去改革某一個方面，用一種現象去掩蓋另一種現象。應當明確偵查權最佳化配置的價值目標，置放於整個司法體制框架內來研究、規劃，使之真正適合我國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