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所調研報告

強化司法所職能作用 全力維護地區社會穩定 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馬群街道司法所 為了有效地維護馬群地區的社會政治穩定，司法所在街道工委、辦事處的領導下，在區司法局的指導下，緊緊圍繞辦事處的中心工作，充分發揮司法所的職能作用，認真做好司法行政各項工作，定期排查梳理重點民間糾紛，積極協助街道做好各類糾紛調處和預防工作，有效地防止矛盾糾紛激化，為馬群地區經濟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今年五月，馬群街道榮獲省防止民間糾紛激化先進集體。 一、領導重視、健全組織。 基層司法所是街道辦事處的一個職能部門，在街道辦事處的領導下行使管理本轄區內的司法行政工作的職權，如果沒有一支健全的網路組織，要想做好工作，只能是一句空話。在分析了地區的現狀後，我們加大了組織領導力度，首先，街道成立了依法治街、“兩勞安置幫教”領導小組和“街道重大疑難調解中心”，並由黨政一把手任組長，各有關部門負責人為成員，統一領導基層司法行政工作。其次，各行政村和社區居委會也相應成立了領導小組，並對班子成員及時調整充實。第三，各基層調委會還成立了若干個糾紛調解小組，各調解小組每10到15戶產生一個糾紛信息員。目前我街道有依法治理領導小組11個；“兩勞安置幫教”領導小組11個，重大疑難調解中心1個，調委會14個，調解小組83個，糾紛信息員343人，形成了嚴密的組織網路。 街道黨政領導高度重視，將預防民間糾紛激化和安置就業工作納入全街道奮鬥目標進行考核，把預防民間糾紛激化和安置就業工作作為穩定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來抓，與各基層單位簽定了目標管理責任書。由於領導重視，今年以來各村已完成了就業安置工作任務，對本地區社會穩定，起到了促進作用。今年，全街道未發生越級上訪現象。 二、上下聯動，排查梳理。 為了做好全街道穩定工作，使民間糾紛防激化工作步入正軌，對一些矛盾糾紛和不穩定因素，做到早發現、早制止、早預防、早解決，司法所結合本街道實際，制定排查治理民間糾紛工作計畫和具體實施方案，認真做好民間糾紛的排查梳理工作。一是深入調查摸底，定期梳理排查。針對馬群地區在征地拆遷、安置補償、產權分割、農村建房等所產生的各類矛盾，我們與街道有關職能部門，各行政村、社區居委會協調配合，每年分四次定期集中排查梳理。同時不定期對轄區內可能出現的民間糾紛和不穩定因素的隱患展開調查，及時了解轄區內民間糾紛動向，定期召開轄區內主要單位相關責任人和村調委會主任座談會，通過交流溝通，及時提供矛盾線索，共同調處矛盾糾紛，使糾紛得到妥善解決。如馬群村與鐘山學院在招工問題上發生的糾紛。鐘山學院在徵用馬群村牛王廟組的土地時，書面承諾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招收本地村民。今年8月份鐘山學院需招收一批保全和清潔工，馬群派出所把關此事。村委會及時把情況上報街道辦事處和司法所，如果處理不好將造成群體性糾紛。我們及時組織召開鐘山學院、馬群村委會負責人協調會，互通情況，並報請街道領導出面協助，會後，街道楊主任親自出面協調，商請派出所按照學院與村委會的承諾，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招收馬群村村民。經街道領導、司法所、派出所的積極協調，鐘山學院優先在馬群村招收保全1名，清潔工6名，有效地防止了一起群體性糾紛發生。二是根據排查梳理出的各類糾紛和不穩定因素，採取一案一表的形式進行統計匯總，建立重大糾紛登記制度和糾紛信息周報制度，制定防範和調處工作措施，通過排查梳理，認真分析街道主要民間糾紛根源，將大量的矛盾糾紛調處在萌芽狀態。兩年來，共集中排查出10起重大糾紛，10起一般糾紛，不穩定因素隱患23起，並及時主動與有關部門和基層單位協調處理。糾紛調處率達100%，調處成功率達98%以上。無一民轉刑案件發生。 三、強化職能作用，積極調處治理。 對梳理排查出的各類糾紛和不穩定因素由司法所提出解決重大矛盾糾紛的預案，並向辦事處領導匯報，街道通過書記辦公會、工委會專題研究，拿出具體指導意見，同時落實責任人，按照“誰主管，誰負責”，“邊排查，邊治理”的原則，做到一般糾紛不出村，重點糾紛解決在本街道，對一時難以解決的糾紛做好耐心細緻地解釋工作，跟蹤調處，穩住民心。近兩年，司法所在協助街道辦事處認真調處各類糾紛，防止多起重大矛盾糾紛繳化工作中，較為突出的有： 一是協助街道成功地調處了青馬村一、二、三組和黃莊村陳家院組村民群體性糾紛事件。這幾個村民小組因繞城、滬寧兩條道路建設中征地補償安置遺留問題，認為當年每個勞動力6000元一次性勞力安置費過低，心裡不平衡。多年來經常到市政府、辦事處堵大門，堵繞城公路和公共汽車站，要求增加補助。街道及時召開會議研究部署，由司法所、城建、土地、信訪等部門負責人組成工作小組進村入戶，做民眾思想工作，隨後組織全街道機關幹部分成若干小組進村入戶，上門做解釋工作。為了讓廣大民眾明理、順氣、理解和支持，我們在工作中按照辦事處領導提出的要求，做到“三個不變”，即：過去執行的政策不變；收回國有土地的決心不變；收回土地給予每畝1000元青苗補償費不變。堅持“三個承諾”，一是收回剩餘國有土地施工建設後，原先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繼續享受低保待遇；二是在收回剩餘國有土地上引進新辦企業，在企業對外招工時，同等條件下優先安排青馬1至3組人員；三是在剩餘國有土地上新辦的企業，從企業獲利開始，街道將把企業上交國家稅收中街道所得財力的30%返還給青馬社區居委會，用於青馬地區公益事業建設及對青馬社區居委會特困戶的救濟和生活補助。確保“四個到位”，即：領導幹部思想認識統一到位；對執行政策理解到位；法制宣傳教育到位；具體工作落實到位。在做工作的同時，對村民實際經濟狀況進行調查摸底，對達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線的村民，街道通過與市、區政府協調，解決了200多戶民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從根本上預防了重大群體性糾紛。我們還積極配合馬群、果場、青馬社區居委會及大莊村，黃莊村在征地拆遷、安置中出現的群體性糾紛妥善解決，制止群體性上訪10起，240人次。 二是平息了南京交通技工學校因平地植樹與陳氏家族引發的群體性糾紛。去年4月1日南京交通技工學校開發利用獅子壩東側一處山地建設汽車駕駛訓練基地，在未出告示也未及

為使司法行政工作更好地為新區建設服務，我局領導帶領宣傳科、基層科、安置幫教科人員深入到全區13個鎮、鄉、街道、司法所、23個村（居）委會開展調研、檢查。通過聽取司法所長的工作匯報，鎮、鄉、街領導對司法所工作情況的介紹，與鎮、鄉、街領導交換意見，深深感到司法所在推動基層精神文明建設，為地方經濟建設保駕護航，維護基層社會穩定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進一步強化司法所工作有了明晰的認識。 依法治理、法制宣傳方面，星甸鎮司法所開展“農民教育工程”活動，送法到農戶，帶動了農民自覺遵守法律，自覺履行應盡的義務。盤城鎮開展“黨的政策、法律、科普知識、文明民謠”四入戶活動，並成立專門隊伍，走村入戶進行宣傳教育，解決民眾亟待解決的問題。鎮黨委、政府將此項活動列入年終目標考核。永寧鎮開展“我與父母同學法”活動，由鎮司法所出卷，發給中小學生，利用暑假期間，由學生和家長共同完成。沿江鎮對弱勢群體宣傳法律，提供法律服務。永豐鄉舉辦機關幹部、村幹部、黨員培訓班，學習有關依法治鄉、依法治村等法律法規。珠江、永寧、石橋等鎮開展“送法進教堂”活動，對教徒進行法律宣傳教育。 在安置幫教方面，頂山鎮設立“安置幫教基金”，對確有困難的“兩勞”釋放人員給予適當的幫助。泰山鎮同民政等有關部門聯繫，為生活困難的“兩勞”釋放人員申辦最低生活保障。浦口街道推行“三個一點”，即政府撥一點、單位支持一點、家庭補貼一點，對有殘疾或生活無著落的“兩勞”釋放人員給予經濟救濟補償。橋林鎮為無房居住的“兩勞”釋放人員建房並聯繫安置工作。沿江鎮同南鋼、揚子等企業聯繫，為“兩勞”釋放人員設立過渡性安置基地。烏江鎮每年召開二次幫教對象座談會，五年來，該鎮沒有發生重新犯罪現象。 在基層調解方面，珠江、泰山兩鎮堅持每月一次調解主任例會，一次糾紛排查，共同討論疑難糾紛，對重大糾紛做到及時上報，及時調處，利用調解室採用模擬調解庭方式調解糾紛。盤城鎮以村、組幹部組成“四員”即宣傳員、調解員、安全員、信息員，定期定時開展活動，維護本鎮的安全和穩定。浦口街道將轄區48個單位、9個社區的調解組織劃分為三個片，分片管理，定期召開片長會議，分析社情，討論調解案件。頂山鎮規定重大疑難糾紛必須在基層調委會調處，如有上交，年終考核將對調委會扣分。 司法所緊緊圍繞鄉、鎮、街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開展各項業務，尤其是在開展法制宣傳，促進基層民主法制建設；排查調處人民內部矛盾糾紛，維護本地區社會穩定；幫教安置“兩勞”回歸人員，預防重新犯罪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上半年共宣～律47場次，受教育45985人次，直接調解糾紛86件，協助調委會調解糾紛68件，防止群體性上訪14件，502人。為基層政府提出司法建議11件，全部得到黨委政府的採納，安置“兩勞”釋放人數53人，安置率89%。司法所工作得到了鄉、鎮、街領導和民眾的肯定，得到了領導的重視和支持，辦公條件得到了進一步改善。橋林鎮陸鎮長用“四圍繞、四抓”，即圍繞目標抓措施落實；圍繞中心抓職能發揮；圍繞教育抓疏導防範；圍繞自身抓素質提高，對司法所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這也是其他鄉、鎮、街黨委、政府對司法所的評價。 通過調研、檢查，也發現司法所工作存在明顯不足，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1、工作的主動性還不夠。目前農村正處在一個發展轉折時期，但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安置幫教、基層調解、法律服務，特別是依法解決矛盾、化解糾紛的職能發揮都明顯不能適應形勢任務的要求，工作顯得被動應付。2、工作的深入還不夠。有的司法所工作只停留在表層上，沒有紮實深入下去，村（居）委會包括單位、學校的基礎工作沒有做好；有些糾紛調解、安置幫教、依法治理、法制宣傳台帳不健全，明顯反映出工作不紮實、不深入，更談不上工作的創新。3、工作信息還不夠暢通。司法所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很多特色和亮點，但沒有及時總結交流，使整體司法行政工作難以活躍，有聲有色。4、司法所長的整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司法所長負有帶領、發揮一個鄉、鎮、街範圍內的普法、治理、調解、“兩勞”、法律服務組織隊伍職能的職責，要更好地履行職責，必須進一步強化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專業技能。 隨著形勢的發展和任務的要求，充分發揮基層司法所的職能作用，應著力加強以下工作。首先，要進一步加強人民內部矛盾的調解、疏導，為社會穩定發揮更大的作用。應該把依法調解作為解決矛盾的一個切入點，採取聯合調解、調解庭調解或者依託調解中心進行調解等多種調解方式。應及時排查發現的問題苗頭，預防矛盾發生特別是對重大惡性事件、群體性上訪事件要定期排查，依靠黨政組織超前預防，及時處理。必須全面了解掌握本地區民間糾紛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現狀及特點，把握矛盾的動態信息，分析矛盾產生的原因，預測發展趨勢，提出準確建議，及時開展治理，通過以上工作為黨委、政府排憂，為民眾解難，發揮好“第一道防線”的作用。 其次，認真開展依法治理、法制宣傳工作。鄉、鎮、街都按區委政府要求制定了工作的長遠規劃和年度實施計畫，司法所要行使好職能，抓好工作的督促、指導、檢查、總結。法制宣傳要分層次和重點，採取多種形式進行。把鄉、鎮、街和村、居、單位的領導作為重點對象，堅持學法用法相結合，增強權利、義務對等的法治觀念，努力提高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對於職工、農民、社區居民的普法教育，應組織協助有關部門加以落實。要建立居民、村民、職工學法制度，培訓宣傳骨幹，有條件的可以建立普法志願者隊伍，通過普法教育使民眾能夠依法維護正當權益，自覺履行法定義務。 再次，要認真做好刑釋解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一要做到管理規範化。要對回歸人員及時登記，成立幫教組織，準確掌握幫教對象的生活、家庭、思想等情況，與有關部門簽訂幫教協定，確定幫教組織方式，逐人建立台帳，做到不脫管、不漏管。二是幫教經常化。刑釋解教人員是一個特殊的社

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經過20多年的拼搏，越來越引起當地黨委政府的重視，對基層司法所反響最多的是為他們解決了大量的矛盾糾紛，維護了社會的穩定。當前在機構改革、人員精簡的情況下，將司法所列為十大辦公室之一，這充分肯定了司法行政部門在鎮級人民政府中的地位。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與變化，司法所在運作過程中也存在著不少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職能過於繁瑣，人員偏少。過去司法辦公室與法律服務所兩

塊牌子、一套人馬，三四萬人口的鄉鎮就有3—4人組成，主要擔負著人民調解、法制宣傳、律師業務和協辦公證四方面的業務。法律服務所人員雖然是事業編制，但也承擔著人民調解和法制宣傳等大量司法行政工作業務，同時也為公民、法人、事業單位提供了大量的法律服務，因此司法行政的地位逐年提高。但是，隨著室所分離、角色轉換、職能轉變等情況的改變，法律服務所的人員全部轉出司法所，人員普遍減少。近年來隨著形勢的發展，鎮的普遍合併，司法所的門口的牌子已從過去的兩塊增加到現在的八九塊之多，並且還有增加的可能。目前要逐行落實這些牌子上的職能，僅靠2—3人是很難正常開展，只能應付面上的工作，與過去相比，形式上看似乎加強了力量，實質上削弱了力量。

2、工作存在需要協調多，可操作性難的問題。從司法所門口的

牌子看，大多是這“中心”，那“委員會”或“工作站”，這些領導小組的辦公室且多設在司法所。開展這些工作，部分是司法行政的職能範圍，但大多是其餘部門的共同職責，司法所只是起到協調作用。這些看似司法所地位提高，實是給司法所的人員出了一道難題，司法所的工作感到務虛多，務實少。當然要做好這些工作，一要看司法所長的協調力度，二要看分管領導的重視程度。面對新的形勢，社會矛盾出現新的變化，處理矛盾糾紛的方式也應有所改變。但要按照這些

司法制度是國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而司法裁判則是司法活動的終局結果，法律的公正性由此而體現，人類活動最關注的首要價值就是社會制度的公正性。通過司法活動的機制表現出來的實體公正性至少應具有公平、正義、秩序、效率等方面功能，現行我國司法制度雖已達到一定的規模和程度，但與社會的發展、演進、觀念的更新尚有差距，況且要實現向人類為之奮鬥的公平正義目標推進需要有一種外部程式化的保障，即訴訟程式的公正體系，在此，通過完善司法程式的機構設施、公正高效地付與操作和運行，架起一個社會公眾通向公正之境的平台，以實現法律的應有的為人類所追求的價值功能。 一、 司法公正理念的確立 公平與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象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自古為人類所追尋與挖掘，並產生過一代代的傑出代表，從古希臘哲人柏拉圖的“共和論”到當代正義大師英國倫理學家羅爾斯的“自由與平等論”；從古代思想家孔子的“天下為公”到近代改革先驅康有為的“大同論”，多少哲人賢士為窮其精義而身踐力行，但歷史從未對此作出過一種肯定的回答。人性中的自由本能及社會不公的現狀無疑決定了人類對正義理念將生生不息、無窮盡地追問下去。 “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在人類沒有出現階級及法律現象以前，人們處事斷疑解惑依靠的是良心構築起的一架天平，當時的社會矛盾、彼此關係相對較單純，解決問題的法則也較為簡單，人們相信通過公認的法則能夠達到絕對的公平正義，比如分割一塊蛋糕，為了能絕對公平合理地劃分，讓具有權威性的主事者執刀均分，其他人都被允許在他之前拿，他本人最後拿其中一份，他必定平等地劃分這蛋糕，因為這樣他才能確保自己得到可能有的最大的一份。這就是一種確保公平實現的秩序，這樣的秩序，排除了人們的主觀猜測性與操探性，其中的技術因素人們是可以忽略的。當時的社會因遵守這種和諧有效的秩序而達到了理想的公平正義境地，這段歷史就是一直為後人所追慕的“曠世清宇”。自從社會被～為獨占生產手段與喪失生首長手段的階級後，隨著私有化及人類文明的層層推進，文化的激越發達，法律制度也隨之發展起來，它始終貫穿著公平正義這根主線條進行穿行，因為“正義所關注的是法律規範和制度性安排的內容，它們對人類的影響及它們在增進人類幸福與文明建設方面的價值”。（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標應當更具妥當性與實踐性。所以羅爾斯曾這樣指出，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或有條理，只要它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人類都擁有一種基於公平與正義的不可侵犯性，正義的價值應當是其他利益不可逾越的，甚至於不受制於政治的交易與利益的權衡，這就是司法公正獨具魅力的神聖性所在。 司法公正的內容應當通過社會制度的設定而體現，社會制度決定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之劃分的方式。人類生活所包涵的經濟交往、市場競爭、財產的所有形式及夫妻關係、家庭成員相互關係等等都是由社會制度所安排，社會體系通過機構功能之一司法制度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從中定紛止爭，體現調節種種交往的力量，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前景或人們可能通過這一途徑希望達到的狀態和成果。司法制度的公平正義對社會結構的穩定與支撐影響十分深刻並自始至終，當正義的觀念和公平的原則被運用到法律制度中時，它就成為法律規則。法律規則應當是人類交往活動準則的最高性標準，具有權威的指導意義，是實現公正的最後一道屏障。上升為法律規則的人們的行為準則的核心問題還是基本權利與義務的分配、社會和經濟的利益衝突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合法期望的調節。 應當～律的公正性亦有其相對性一面，它也不能完全克服的一些有失公平的現象，如人的自然才能（天賦）的分配和社會環境中的偶然因素即出生、身份、機遇等社會性問題存在著不公對等，司法制度同時要為維護當時的社會制度的安全性提供必要的、共享的基本權利，立法者和執法者運用他們的特定權利改善較不利者的狀況，其實質也改善了所有公民的狀況，這就是司法的公信力。然而，我們也應當確認在法治的國家中，法律所確認的公平正義是既存社會制度下的社會關係對比的合理性，而非所有社會關係的對比表現，這種社會制度基礎衍生出的不平均狀態，必然要轉到人類社會體制的安排之中，這是司法功能所無法達到和制約的。因此，探求司法公正性不能脫離社會制度來孤立地談，在人們的認識中有時會陷入要求實現這種絕對平均價值觀的不現實境地，這是現階段認識上的誤區。在階級劃分突出的地域，社會制度使人們的出發點存在不平等，它不僅涉及面廣，而且影響到人們有生活中的最初機會，然而人們大概並不能通過訴諸司法來為這類不平等辯護。即使如此，我們仍然應當相信當今的社會存在著司法制度保護下的公正事實是占主流地位的，如法律有效地保證著市場的競爭，保證著社會資源的充分利用，並通過稅收及其他片收手段保證財產和財富的普遍分配，全民教育保證著機會的平等，政府通過確定適當水平的社會最低值來調整利益懸殊的局面。不可否認，一個社會體系的正義與否，本質上依賴於如何分配基本權利義務，依賴於在社會的不同階層中存在著的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 事實上，社會和經濟立法的積累效果就是對社會基本結構的詳細說明。社會和體系塑造了它的公民要形成的需求和志願，它在某種和程度上決定著人們現在的類型以及他們想成為的類型。不同的經濟學家馬歇爾和馬克思都強調了這些問題。既然經濟制度具有這種效果，而且必須具有這種效果，因此，對建立什麼樣的制度的選擇及設計就成為一種可能，而且這個選擇的作出不僅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上，而且建立在道德和政治基礎上。當制度確實存在著公平價值時，它必定對公民生活的道德性質有一種深刻的影響，在這樣的制度下，人們不假思索地默認隱含在現存狀況中的道德和政治觀念，或讓各種相互競爭的社會經濟力量偶然表現它們自己的方式來解決經濟制度的選擇，從經濟學角度進行觀察，法律作為一種共選擇的“公

最佳化偵查權配置是當前法學理論界、司法實務界研究司法體制改革中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目前的偵查權配置存在一些問題，不能完全適應日益複雜的社會治安形勢和人民民眾對於社會安全感的需要，因此亟需理論界和實務界從法律和制度層面探索出路。

研究偵查權配置的六大誤區

個人認為，目前對最佳化偵查權配置的研究存在六大誤區：

一是只看表面問題，不重視原因分析。許多人提到偵查權方面存在的問題，就會列舉立案不實、超期羈押、刑訊逼供等問題，但往往沒有深入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

二是過分注重對偵查權力的監督，不重視對偵查權的保障。單從法律條文看，我國公安機關的偵查權似乎比一些國家的範圍要寬。但在實踐中由於相關制度不配套和存在缺陷，以及對公民違反程式性規定缺乏明確、有效的處罰措施，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偵查權往往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很顯然，單一謀求將警察的手腳死死捆住，不應該是最佳化偵查權配置的基本方向。

三是過分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對被害人的權利重視不夠。在偵查活動中，應當依法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但同時更要注重使被破壞的社會秩序得到恢復，使被害人遭受的損失及時得到彌補，只有這樣，偵查工作才能得到廣大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刑事訴訟活動也才能順利進行。

四是只就事論事設計制度，而忽視相關配套制度的研究。例如，為防止刑訊逼供，有人提出要在立法上明確規定對訊問全程錄音錄像。這一制度對防治刑訊逼供的確有積極作用，公安機關也正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但是，這是一個系統工程，要使錄音錄像制度發揮作用，相關配套制度也必須跟進。錄音錄像的核心要求是要做到“全程”，如何保證有足夠的偵查人員承擔每一次訊問時錄音錄像的任務？此外，由此帶來的裝備、人員的保障方面的問題也需要一併考慮。如果沒有這些配套制度的落實，訊問錄音錄像制度就只能是“看上去很美”。

我國刑法中的財產刑，可以分為罰金和沒收財產兩種。在我國的刑罰體系中，罰金和沒收財產都是附加刑。97年修訂後的刑法對財產刑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改，擴大了財產刑的適用範圍，如刑法規定的罰金條文有139個。①但在司法實踐中，由於對財產刑的認識上還存在較大的誤區，財產刑被閒置不用或用得很少，幾乎無用武之地，影響了財產刑的正確適用。 誤區之一：重刑輕財的觀念 在中國歷史上，歷來奉行亂世用重典的刑罰適用價值觀。而我國長期處於封建半封建社會，商品經濟觀念薄弱，長期以來，重刑的觀念根深蒂固。這從中國歷代的刑法典中可以體現出來。建國以來，我國的社會結構是建立在計畫經濟體制之上的以集中、壟斷、大一統為特徵的政治社會，國家控制了全部的社會資源、使經濟領域之外的其他制度、社會結構深深地烙上了這種所有制模式的印跡，刑罰成為國家推行其意志的暴力工具，因而，刑罰的價值觀體現了安全和秩序的價值觀至高無上。儘管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刑罰的價值觀不再單一，也趨向多元化，如財產刑在現行的刑法中地位的加大體現了效益刑罰價值觀的地位在上升。但當前，經過多年的“嚴打”，學界普遍認為我國實行的是重刑主義的刑事政策。在刑事審判領域，重刑觀念在一些地方亦有突出表現：重刑率是作為對審判機關進行評價、考核的一個重要指標和成績來看待的，審判機關也往往用重刑率來說明審判效果和成績。而這也得到了相當多的社會民眾的認同。所以法官在裁量刑罰時也重刑輕財。這種傳統和現狀危害是很大的，除了破壞罪刑相適應的原則之外，增加的不必要的訴訟投入也是驚人的。這裡有一個1997年刑法修改時對適用重刑不可取的統計數據：一個～犯勞動一年，國家財政要投入2300元。當時全國適齡兒童免費入學所需費用平均不到200元，年以一個～犯多～一年，就有10個兒童不能免費入學。我國一年處理刑事案件幾十萬件，如果一個案件的一個罪犯多判一年，加起來就是幾十萬年，就涉及幾百萬兒童不能免費入學，文盲增加，犯罪率必然增加，就進入了惡性循環。②而在重刑思想影響下，面對犯罪率上升、社會治安狀況惡化，人們本能地會把原因歸結於懲罰不夠、打擊不力，從而主張加大刑罰量。難怪菲利說：“用暴力來糾正暴力總不是一種好辦法。在中世紀，刑罰很嚴酷，但犯罪同樣殘忍。社會在與犯罪的殘暴之間的鬥爭失去效力時，便會惡性循環。”③在這一方面，我國十幾年來的“嚴打”實踐就是明證。重大刑事犯罪的發案率仍呈上升趨勢。④因此在刑罰功能上不僅僅要認識到其有安全和秩序的功能，而且要認識到其有效益和效率的功能，也就是學者所說的謙抑的功能。而財產刑是提高刑罰效益，降低刑罰成本的重要途徑。是實現刑罰謙抑功能的重要方法，因此在實踐中要少重人身刑，多用財產刑。 誤區之二：適用刑產刑,會導致以罰代刑。 在司法實踐中，財產刑之所以適用率低，還存在一個思想誤區是怕被指責為以罰代刑。根本原因是認為財產刑是資本主義國家剝削、壓迫人民的一種手段。而資本家有錢可以以罰代刑。以錢贖罪。這種認識是片面的。財產刑並非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品，正如生命刑和自由刑一樣，是人類文明和進步的成果，是實現刑法效益功能的重要方法，為世界各國所採用。如法國新刑法典提高了罰金刑在刑罰體系中的地位，從罰金刑在分則中的適用來看，全部侵犯財產之重罪與輕罪、全部危害民族、國家及公共安寧罪、妨害公眾信任罪、壞人結社罪、違警罪，都掛有罰金刑。在侵犯人身之重罪與輕罪中，掛有罰金刑的條文比例多達95％。儘管新刑法典沒有明確指出罰金刑是主刑，但從條文含義看出，罰金刑事實上居於主刑地位。⑤而在我國，修訂前後的刑法都將財產刑作為一種刑罰。因為財產刑本身就是一種刑罰，因此判處財產刑不存在以罰代刑的問題。而且符合刑罰改革的歷史潮流，即輕刑化。因此要破除適用財產刑是以罰代刑，是西方金錢萬能觀念在刑罰上的體現的陳舊思想。 在司法實踐中要解放思想，大膽適用財產刑，用足財產刑。這既是順應了刑罰輕刑化的世界潮流，也是我國刑法本身的要求。但是在司法實踐中要正確適用財產刑還要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一 、罰金和沒收財產是兩種不同的財產刑。 修訂後的刑法較修訂前擴大了財產刑的適用範圍，有139個條文中規定了罰金刑，主要集中規定於破壞社會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兩章之中，對這些犯罪僅處以自由刑，有時很難收到預防犯罪之功效，而罰金刑的性質決定了它不僅使犯罪人深感無利可圖，以觸其痛處，而且有利於剝奪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強化刑罰的特殊預防功能。而沒收財產作為一種財產刑，主要適用於危害～罪、情節嚴重的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等，對這些犯罪犯罪分子適用沒收財產。既是對貪財圖利的罪犯給以應有的懲罰，也是對他們繼續進行犯罪活動的物質條件予以必要的剝奪。罰金刑和沒收財產刑是兩種不同的刑罰方法。通過兩種財產刑適用對象的不同，相比較可以得出沒收財產刑是一種較重的附加刑，適用的一般是重罪。罰金是一種較輕的附加刑，適用的一般是輕罪。而且這兩種財產刑的執行方法也不相同。沒收財產是沒收犯罪分子個人所有財產的一部或者全部。而刑法第53條規定：“罰金在判決指定的期限內一次或者分期繳納，期滿不繳納的，強制繳納。對於不能全部繳納罰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時候發現被執行人有可以執行的財產的，應當隨時追繳。如果由於遭遇不能抗拒的災禍繳納確有困難的，可以酌情減少或者免除。”這意味著沒收財產刑必須沒收犯罪人個人現有的財產，而罰金刑則不必受此限制。具有更靈活的特點。認識到罰金刑和沒收財產刑的差異性，對法官在司法實踐中正確地適用財產刑很有裨益。因為我國刑法在某些情況下，對同一條文同時規定沒收財產與罰金供法官選擇，這時分清二者之間的差異對準確適用刑罰是十分必要的。如刑法第239條規定，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他人的，或者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這時適用罰金還是沒收財產？這當然

一、故事是這樣發生的 1999年8月20日《南方都市報》報導：3月15日，南京一家媒體在頭版刊登了《“紅臉”法官李春海》的專訪，南京秦淮區消費者權益保護庭庭長李春海在接受記者採訪中說：“我認為王海是一個假冒消費者，王海現象的實質是‘知假購假，購假索賠’……”王海認為李春海的言論侵犯了他的名譽權，遂向法院狀告李，該案於8月19日上午在建鄴區法院開庭審理，上午10時50分，法官當庭宣判，法庭認為被告沒有捏造事實，沒有使用侮辱性語言駁回王海的訴訟請求。 又據10月15日《民主與法制畫報》（第9版）載：王海不服一審判決又抗訴，此案引發全國50多家媒體的關注；南京市中中院劉法官和另一家區院的郝法官二人對此案明確提出“法官享有豁免權”。該報刊載朱榮康的文章《王海狀告法官引出新話題——本案被訴法官是否享有“豁免權”》，較為詳細地介紹了劉法官和郝法官關於“法官享有豁免權”觀點的具體內容。 中心意思是說：法制的核心在於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必須給予法官相應的職業保障和人身保障，以樹立法官的權威，法官隨意成為被告，說明了我國法制的不完善；要確保法官能在一種合理限度內擁有某種內在和外在的自由，才能使法官不受任何意志的干涉而公正獨立地行使審判權；通過維～官的權威進而維～制的權威，如果法官動不動就因一些瑣事而被當事者告上法庭，並被～熱炒，法官的權威將無從談起；李春海法官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發表了他對審判過程中的一些法學問題的看法，以此宣傳法制在我國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應當屬於法庭之外與審判活動有關的合理言行，故李春海法官應當對其言論擁有豁免權。 二、關於司法獨立司法權威的制度和理論背景 先不討論法官豁免權的有無，由於這一問題涉及到司法與社會的關係、法官的權利與義務等內容，所以，有必要看看制度與法理是如何對待司法獨立與司法權威的。 憲法和司法組織法規定：司法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1982年憲法第126、131條，1983年修正的兩院組織法有完全相同的規定）；法官法與檢察官法規定：法官檢察官依法審判案件、履行檢察職責，享有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干涉的權利（1995年法官法第8條、檢察官法第9條規定）。 憲法和法律的前述規定築就了共和國法制中一個重要制度：司法權力依法獨立行使，司法官員依法獨立辦案，不受法外干涉。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司法獨立原則。司法獨立是司法權威的制度保證，沒有獨立的司法，法律的權威將無法落實。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對這一原則的侵蝕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司法的權威，明顯的表現就是司法決定（如判決）不能得到及時充分的執行（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全國法院就有數十萬件判決未能依法執行）。 再看看法學專家們的論斷。有法學者認為，要做到司法權威，除了實行司法獨立原則外，司法系統必須具備相應的知識、道德和物質資源（以便司法能夠自治），司法權力還需要分工行使並嚴格依照程式進行（以便實現司法民主），另外，還需要司法官員與社會保持必要的距離（以便實現司法的尊榮和公眾對公正司法的信任）。 制度與理論的融合，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司法的獨立、權威，與司法判斷的內向思維獨立進行、司法官員的克已自持超脫中立，是須臾不可分離的。 三、法官是否真的具有豁免權？ 持“法官擁有豁免權”觀點的人士認識到，法官不應當象普通公民那樣，隨意被牽進一些瑣事之中而混同普通公眾人物，這與社會對法官尊嚴的期待存有距離。 但是，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實現法官的尊嚴與超脫？換言之，法官與社會保持必要的距離，到底是法官的責任，還是公眾的義務？如果法官在審判權力行使之外，基於個人意願主動或者隨意介入社會生活，因而形成了實際的社會關係，那么，作為這一關係的另外一方當事人（普通的公民法人）能否向身為法官的對方主張權利？作為一方當事人的法官能否主張擁有豁免權利而免於履行義務？ 在中外法制史上，不少國家法制對法官有這樣的要求：法官審判案件時，不得與社會接觸，不能接受媒體採訪，甚至不能看報、不能回家，暫時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所在，有些國家還將這一義務加在參加庭審的陪審團成員身上。這些在我們看來近乎苛刻的規定表明，為了司法的中立、超脫進而為了實現司法公正，法律強制要求司法者必須與外界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使法官免於陷入社會生活的糾纏，使其能夠公正地自由心證、獨立司法。 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目前在我國，實現司法尊榮還有一定的制約因素。“在一個法治國家，法官本來是最受尊重的職業。人們尊敬法官是因為法官主持正義，代表社會的良心和公正。如果法官違背自己的職業準則，濫用職權，玩弄法律，那么，就會影響人們對法律和法官的尊重。近幾年來在一些地方，由於司法～，公民對司法的信任急劇下降，也導致了人們抗拒法律的情緒增長。如一些地方的法院，按法律明明不屬於自己管轄的案件，為了收取受案費也強行立案。有的法官到處攬案，幾乎把自己變成了商人。有的法院不顧事實和法律，作出顛倒黑白或顯失公平的判決。”（蔡定劍：《對法官挨打的思考》，《中國青年報》1999年10月13日)。 由此看來，為保證司法尊嚴，法官克已自持、不事張揚並免於瑣碎生活的干擾，這應當是法官本人的責任，而非普通公民的義務。如果法官基於一個一般人的身份介入生活（如進行講學、研究、宣傳等不為國家法律和職業紀律所禁止的兼職活動，進行監護、繼承等普通公民的民事行為，或者實施與職業道德和法律紀律不符的行為），進而與其他公民形成權利義務關係，則法官本人此時不再是法官，而是與對方平等的主體。既然是平等的主體，那么就不存在義務的豁免，也就是說無論職業身份如何，雙方都不擁有豁免權利。 李法官就審判過程中的一些法學問題接受媒體採訪發表看法，是否為審判所必需因而屬於司法工作範疇？或者屬於法官法規定的“開展法制宣傳”範疇？換言之，李法官的行為是否屬於與履行職責無關的個人行為？論者未詳細披露，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應當明確的：可以放棄的行為即不屬職責。而司法中對個案的處理，是法官依法進行的職務

現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沿革於新中國司法工作的傳統，在我國特定的歷史時期司法制度的進程中發揮過一定的作用。但由於缺乏明確具體的法律依據及立法上的狹隘簡單，與發展的訴訟制度越來越不相適應，在審判實踐活動中暴露出的矛盾越來越難以克服，已成為司法制度中的一塊“雞肋”。儘管司法界許多人士，提出過許許多多關於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建議和構想，也作過一些積極大膽的嘗試，但均不能徹底改變現行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現狀。筆者認為現行的陪審制度應當廢止，建立全新的訴訟陪審制度。 一、現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是過渡產物 建國初期，我國尚處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為了體現廣大勞動人民民眾當家做主，直接參與國家管理和司法工作堅持走民眾路線的思想觀念，在第一部憲法即1954年憲法規定了：“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依照法律規定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組織法也明確規定了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這種吸收人民民眾的代表與法院的審判人員一起共同審判案件，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司法制度，在當時對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起到過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缺乏立法和配套措施跟不上，加之“第一審案件實行人民陪審員的制度”過於局限，這種陪審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的矛盾逐漸顯現。 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由於受“左”的錯誤思想的影響，不遵守社會主義法制原則的現象逐漸抬頭，形成了片面強調民主，大搞民眾運動，輕視法制，不～律的傾向。人民陪審員制度被過分強化。“～”中，在有些地方人民陪審員制度已被少數 “造反派”利用作為砸爛公檢法，接管司法機關的一種藉口。1975年憲法竟然規定：“對於重大刑事案件，要發動民眾討論和批判。”案件審判已從“民眾陪審”變成為“民眾專政”了。1978年憲法把“重大刑事案件”改為“重大案件和刑事案件”把“發動民眾討論和批判”改為由“民眾討論和提出處理意見”。進一步擴大了“民眾專政”的範圍和權力。 “～”結束後，人民陪審員制度仍被作為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一項重要措施，沒有人敢去否定它。但1982年修改憲法時，考慮到“～”期間造成的影響和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許多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因素。因此，1982年憲法沒有對人民陪審制度作出規定。隨後，在1993年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時，也刪去了“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實行人民陪審員的制度”的規定，並將“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修改為“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實際從立法上，已經將審判案件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由必須實施轉變為由法院自行選擇實施。此後陸續出台的民事訴訟法和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簡易程式，客觀上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民陪審員制度的適用範圍。 近年來，在司法實踐中，由於陪審制度的適用空間越來越窄和不可操作性以及實施過程中帶來的種種難以解決的矛盾，一般法院均不採用人民陪審員制度，儘管少數法院從探索陪審制度出路的角度出發，也只是對於專業性較強的智慧財產權等經濟糾紛案件、婚姻家庭等民事案件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等，採取臨時邀請的方式，請有關單位或者部門的專職、專業人員作為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庭審理案件。但由於這種嘗試沒有根本性突破且缺乏法律依據和規範，不僅難以形成完善的陪審制度，實際上也達不到預想的公正、民主的社會效果。現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已經阻礙了司法制度的發展。 二、現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缺陷性 現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不能體現司法民主。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最大價值即本質是為了充分體現司法民主，即讓不具備系統法律知識和司法實踐經驗的普通民眾與審判人員一起共同審判案件，行使國家審判權。“是人民民眾直接參與管理國家的體現”①。但要達到這個目的應當具備兩個重要條件： 第一、陪審員代表的廣泛性和不特定性。因為要通過人民陪審員制度體現司法民主，就必須要求陪審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夠在行使國家審判權的過程中表達最廣泛人民民眾的意願，代表最廣泛人民民眾的意志。所以，陪審員的產生只能由人民民眾選舉、委派。而現行人民陪審員的產生方式沒有法律規定。雖然在習慣做法是在人民代表大會換屆選舉時由選民選舉，經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後產生。但是現在由於缺少法律保障等種種原因，陪審員選舉多處於停頓狀態。有的地方改由鄉、鎮、街道等基層單位自行報名單，經該級人大常委會認可產生。有的是由法院推薦一批候選人，報同級人大任命。有的地方法院直接聘請（特邀）自己認為適當的人作為陪審員參加合議庭。這些產生陪審員的做法隨意性太大，不僅缺乏法律依據，也不嚴肅。其來源就不具有代表性，又何談其能夠體現司法民主？同時，由於採取了推薦、聘請、特邀、任命等方法產生陪審員，又往往使陪審員相對固定，形成了“職業陪審員”或“準法官”，使人民陪審員制度圖有虛名、流於形式，這種陪審制度對又怎么來體現司法民主？ 第二、陪審員審判權的真實性和廣泛性。司法民主注重追求的是實質而不是形式。因此，陪審員在參加審判案件的範圍上應該是既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也應該具有一定廣泛性，司法民主應當貫穿於人民法院審判活動的全過程，無處不在，並且是名符其實的。而現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只規定“第一審案件實行人民陪審員的制度”。實際審判活動中，第一審案件除極少的行政案件外，絕大多數是簡易程式案件，能適用普通程式的本來就很少，隨著人民法院審判方式改革的進一步深入，簡易程式的適用範圍還將進一步擴大，能讓人民陪審員參與審判的案件就更少，加上現行“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的選擇性規定，現行的陪審制度適用空間將越來越窄，已成為司法民主的擺設，最終必將退出歷史舞台。 現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沒有監督功能。陪審員制度應該“是審判機關接受民眾監督的體現”②。是一種直接、有效的監督審判的工作方式，人民陪審員與審判員組成合議庭共同審理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審判員起到監督、制約作用，對於促進人民法院的廉政建設，防止司法～現象的發生，能起到

關鍵字：股東會，董事會，缺陷，完善  一個好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應該有一個健全有效的監督機制，最大程度地滿足股東的最大權益。就當前而言，我國公司法應首先解決方便公司股東行使股東權；強化股東會對董事、監事的監督；提高董事會質量；挖掘監事會的監督資源；加強董事之間和董事會對經理的監督；解決經營者既缺少足夠的約束機制，又缺乏足夠激勵機制的問題①。我國《公司法》自生效以來，對建立現代企業機制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於1999年也做了一些修改，但是仍然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現行《公司法》的一些規定仍值得我們反思，以利於使《公司法》的規定更符合中國社會的現實國情。 一、問題的由來  在董事會與股東會的關係上，我國現行《公司法》第37條和第102條均規定股東大會是公司權力機關，第46條和第112條均明確要求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黨的xx屆四中全會《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明確要求，“董事會要維護出資～益，對股東會負責。”所以大家都會認為中國式的董事會為股東利益的最大化模式②。這也是我國公司制度處於低級發展階段的表現。但是在實踐中，我們不禁要問：董事會能為股東利益的最大化服務嗎？雖然現有不少人提出公司要關注自己的社會責任，要保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但這些都應該是建立在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的。筆者這裡所指的股東，不是個別大的股東，而是全體股東，全體股東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導致公司利益的最大化。筆者曾經碰到過這樣一個案例：某一會計事務所有限公司，因原董事長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董事會開會罷免了原董事長的職務，選出新的董事長，並進行了工商登記變更，但新的董事長不具有註冊會計師的資格，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導致公司遭到行政處罰，而且新董事長與董事會成員掌管了公司的各種大權，其餘股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即使董事會成員所持股份權較少，但由於公司章程規定董事長由董事會選出，該會計事務所董事會在2人缺席的情況下召開，通過決議選出不具備註冊會計師資格的人員擔當新董事，使得其餘股東的權利無法得到切實保障。 由於我國《公司法》規定董事會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且一個公司只有一個法定代表人，所以董事長掌握著代表公司簽定契約的最終決定權，也是公司財務的最終控制者，董事長的許可權可以滲透到企業的全部活動中去，一旦董事長在財務經理、人事經理、董事會成員方面有了貼心的搭配，必然會出現公司的“內部人”控制現象。由於股東會是鬆散的非常設機構，所以股東會難以控制董事會的權力濫用。而且我國工商登記變更操縱在持有公司公章的人手上，誰控制公章，就能控制公司的人事變動、公司的正常經營，象上面的案例中，雖然董事長不具備當選的資格，但由於工商局進行工商登記變更只進行形式審查，不做實質上的審查，即使是進行實質審查，有時也難以發現。這時，“非法的董事長”就具有了合法的外衣。雖然我國《公司法》第38條規定：股東會有權選舉和更換董事，但是《公司法》第43條又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設立董事會的股東大會由董事召集，董事長主持，董事長因特殊原因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指定的副董事長或其他董事主持。”這就實際上意味著董事長有決定股東會是否召開的權力，沒有董事長召集主持或指定人主持的股東大會是否合法，目前《公司法》還沒有補充規定及相關解釋。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雖然董事會要對股東會負責，但股東會制約董事會的權力（開股東會，任董事等）卻控制在董事長手中，這就使董事會成員的地位超然於股東之上。如果損害公司利益的侵權人是公司的董事會，而公司的董事長又受命於董事會，從而造成公司難以起訴的困境。那么，其他股東究竟以公司名義，還是以自己的名義起訴？ 關於董事責任的追究，不僅直接關係著公司的切身利益，還間接地關係著廣大股東的合法利益。有學者認為：如果董事拒絕向公司承擔責任，公司也可決定對該董事提出訴訟③。在公司作為原告起訴時，應由監理會成員或者股東大會決議指定的人員代表公司。如果公司怠於通過訴訟追究董事責任，具備法定資格的股東還可依法行使代表訴訟提起權。另外，當董事為公司經營範圍之外的活動或其他違反法律和章程的行為，使公司有發生損害之虞時，具備法定資格的股東還可以行使違法行為停止請求權。但是由於我國《公司法》及民訴法均未規定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所以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操作，存在很大難度。而且在公司中，董事會作為決策機關，一旦作出對股東不利的決定和行為，如果不及時制止，股東的利益將受到極大的損害，而董事會卻可以正常經營損失來作出解釋，這時股東和公司利益的挽回已經於事無補。雖然我國《公司法》第111條規定：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侵犯股東合法權益的，股東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該違法行為和侵害行為的訴訟。但是此條規定的範圍太狹窄，給董事會決議留下了很大空間，不利於股東和監事會的監督。另外，我國《公司法》第118第3款規定：“董事應當對董事會的決議承擔責任。董事會的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嚴重損失的，參與決議的董事對公司負賠償責任。”但是由於董事會是代表公司的決策機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董事長，如果由董事長代表公司對自己作出的決議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無異於痴人說夢、紙上談兵。由他人（包括股東）代表公司對董事起訴，他人不掌握公司的印鑑，又如何能代表公司起訴？另外，公司的各種帳冊都由董事會指定的人保管，他人起訴，如何舉證？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一旦它們解決不了，《公司法》的上述規定只能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飢。 二、股東會、董事會權力的變遷——英美法的實踐 英美公司法上，公司機關的設定是所有股東組成股東會，由股東會選任公司董事，全體董事組成董事會，董事會根據公司章程以及股東會決議，負責公司各項業務的執行。在傳統英美公司法理念上，認為公司是一種私法上的自治組織，法律賦予它從事商事經營的資格或權力，公司如何經營，由公司成員自己決定，法律不作強行規定。公司的股東是公司的所有者及權益享有者，所以股東

2月22日電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在xx省高級人民法院視察工作時，與高院黨組成員、中層以上領導幹部以及各中級法院院長進行了座談。在聽取了高院院長李少平的工作匯報後，對各級法院的工作成績予以了充分肯定，並就法院各項工作認真落實司法為民的要求作了講話。 指出，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司法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深入學習貫徹重要思想的一個成果，重要思想的本質特徵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將這一本質特徵運用於司法實踐，就是要在人民法院各項工作中全面落實司法為民的要求。司法為民，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它具有實實在在的內容，具有廣泛的實踐基礎。 說，落實司法為民的思想和要求，首先要做到司法公正。人民法院要樹立“人民民眾是司法公正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司法不公的最大受害者”的觀念。要做到司法公正，就要正確處理好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的關係，儘可能做到法律事實和客觀事實的一致，也就是做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一致；就要正確處理好實體公正和程式公正的關係，程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保障，既要嚴格執行程式法，又要嚴格執行實體法，以程式公正保證實體公正；就要正確處理好質量與效率的關係，質量第一，決不能辦錯案，同時，也不能不講效率。去年，人民法院清理超期羈押案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超期羈押的本質就是不尊重～、不注重保障～。所以，我們提出，要依法懲罰犯罪，依法保護～；有罪依法判決，無罪堅決放人。從今年開始，人民法院要做到月清月結，堅決防止超期羈押案件的發生。 落實司法為民的思想和要求，就要認真解決民眾“告狀難”、“申訴難”的問題；就要牢固樹立民眾觀念，熱情對待人民民眾，避免作風簡單粗暴。要改善訴訟條件，熱情服務，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給予必要的司法救助；同時要以建一流班子、帶一流隊伍為目標，建設一支政治堅定、作風過硬、清正廉潔的高素質法院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