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格黨員處置工作的思考
不合格黨員滯留在黨內，對黨和人民事業的損害是不言而喻的，應該說上下對此都有清醒的認識。問題是，對這樣一個明白不過的道理，不少人說起來能言善道，做起來卻“雷聲大，雨點斜，不合格黨員出口不暢的問題依然比較嚴重。黨員的素質決定黨員的先進性。從嚴治黨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把不合格的黨員清除出黨，不斷提高黨員隊伍的素質，保證黨員隊伍的先進純潔。本文擬按“xxxx”的要求，就不合格黨員處置工作作些分析探討。
一、問題的提出
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我國的改革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循序漸進地向城市推進，逐步從計畫經濟體制轉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我國經濟結構和經濟活動方式的重大變革。市場經濟催化人的“三觀”迅速發生變化，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黨員的就業方式等發生了重大變化，黨員的教育管理遇到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不合格黨員的處置工作情況更加複雜。主要是：
㈠伴隨經濟社會結構發生的重大變化，黨員的流動性增加，就業方式多樣化，黨員隊伍結構和黨員隊伍建設呈現許多新特點，同時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
在農村，以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為重點，黨員的從業方式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相對固定形式，而是呈現種植、養殖、經商、辦廠、務工等多輪驅動，齊頭並進的態勢，形成了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務工、企業股東等不同社會階層。從業形式的改變，帶來觀念上的更新。不同階層黨員的價值觀不盡相同，且體現先進性的特點也各有千秋，表現不合格的特點也各不相同。這對組織界定黨員不合格標準，處置不合格黨員增加了新的難度。
在企業，以明晰產權制度為核心的改革，改變了過去企業與職工約定俗成的不變關係，轉為以契約為保證的靈活可變的方式。企業與職工的關係自然成為僱主與被雇用的關係。企業員工的行為方式隨之發生了變化。在改制過程中，一大批自願與企業解除契約的職工走向自行創業的路子，期間包含失業黨員和自謀職業黨員。由於改制帶來的連鎖反映，出現了諸如“口袋”黨員，“三不”黨員的問題，對其的管理出現“無人管”、“無法管”、“不願管”和“管不著”的新情況。基層組織常遇到處置的標準難以把握，啟動組織處置程式進退兩難的尷尬。
在行政機關，以轉變職能為核心的機構改革，要求公務人員主動作為，自覺地圍繞經濟建設的中心，努力服務於經濟主體和人民民眾。但在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由於制度的不完善，對公務員行政作為的規範統一要求不是很明確，界定不清，尤其是服務質量與水平不高等尺度難以把握，缺乏可操作性的標準，很難對不合格黨員實施處置。
㈡《黨章》和《條例》等對不合格黨員的界定標準比較原則，面對黨員建設出現的新情況，解釋不合格黨員需在尊重根本大法與準則的基礎上，細化不合格黨員的處置標準。
對不合格黨員的處置，必須以《黨章》和《條例》為依據。但由於《黨章》、《條例》等雖對不合格黨員的標準作出規定，但衡量標準難把握，操作性不強，最主要的是標準過於原則，定性多、定量少，柔性多、剛性少，伸縮性比較大。比如《黨章》規定：“黨員如果沒有正當理由，連續六個月不參加黨的組織，或不交納黨費，或不做黨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認為是自行脫黨。”這樣的定量規範很少，而較多的則是像“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黨員義務，不符合黨員條件……應當勸他退黨”等定性規定，在實際工作中就很難把握。何況，在“四個多樣化”特徵日益明顯的今天，各行各業、不同社會階層黨員不合格黨員的具體表現也不盡一致，不是幾句原則性的話就能解釋清楚的。要確保這樣一項嚴肅的工作變得易於操作，又符合《黨章》要求，很有必要制定一個符合實際的處置辦法，尤其在定量上作出相對易於理解且明確的標準，使疏通出口、確保黨員隊伍先進性的處置工作更加透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