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農村黨員為例，對《黨章》的這一規定進行一些深入分析。按理，前面引述的《黨章》規定，黨員的行為只要符合一個條件就應該處置。可實際情況是，農村相當一部分黨員外出打工或經商辦廠，而打工單位多半沒有建立黨組織，當地對流動黨員的管理也沒有形成制度或沒有作硬性要求。作為黨員自身，如參加一次組織生活，從幾百里，甚至數千里外趕回，顯然是不現實的，就是組織上分配其工作做，更是難上加難。同樣，外出經商的黨員，本身是自己當“老闆”，自然不存在參加組織生活的問題，至於盡義務，也就更難說了。作為村級組織，對這類黨員貿然作出自行脫黨決定，黨員會議就很難通過。再說，外出打工或經商辦廠算是正當理由，那么，對那些連續六個月以上，甚至更長時間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的黨員要不要處置？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據調查，江山市現有外出務工黨員2123人，絕大部分外出時間都在半年以上。一般來講，對外出黨員，組織上既不會分配其工作，就是分配了黨員個人也很難盡黨員義務。在這些黨員中，至少有50%的黨員平時難得與黨組織聯繫，尤其是流動大的黨員，平時的聯繫就很難，更不要說做組織分配的工作。因此，在處置時不能簡單行事，很有必要細化標準，分別視情況進行處置。
㈢制度執行難到位。
不合格黨員處置是一項嚴肅的工作，必須講程式。但在實際中，由於黨員就業方式多種多樣，流動性大等原因，增大了工作的難度。一是處置程式難到位。對外出不合格黨員的處置，按照正常程式不能及時處置，如勸退不合格黨員，“徵求勸退對象意見”、“本人申辯”和“勸退對象簽署意見”三個程式性環節都難以做到位。二是情況難核實。“四個多樣化”，特別是就業形式的多樣化，黨員不合格的表現五花八門，錯綜複雜，這給組織查清事實增加了難度，有些基層組織在人力、財力上都不能保證此項工作的深入進行。三是制度的執行簡單化。有的機關部門以公務員考核代替民主評議黨員，有的企業用黨政聯席會議代替民主生活會，有
的用階段性查處代替經常性的評議。還有一些基層組織、評議與處置脫節，評而不處，制度的執行走形變樣，致使對評出的不合格黨員該處置出黨的沒有處置，少數基層組織對已經作出處置出黨的決定不公開、不宣布，甚至抵制不執行等等。所有這些，都不利於不合格黨員處置工作正常有序進行。
總之，就不合格黨員處置工作而言，不合格黨員的現實表現與現行評判標準不相適應：有些是以前的規定與現在新的情況不相適應；有些是以前沒有規定現在出現了新的情況需要研究解決；有些是以前的政策有規定但不具體，過於原則抽象，不便操作等等。歷史經驗證明，只有從政策上嚴格區分形成不合格黨員的情況，才能適應新形勢對黨員退出的要求。否則，就會因為政策的原因、標準的原因、組織的原因而誤傷同志，造成不應該出黨的出黨了，挫傷黨員的感情和生產工作的積極性，從而影響黨員隊伍的穩定和處置不合格黨員工作健康順利地開展。
二、科學界定標準，建立長效機制
不合格黨員處置工作要從純潔黨的隊伍，保持黨員先進性出發，按照“xxxx”的要求，轉變觀念，大膽開拓，不斷適應新情況、新形勢，嚴格把握政策界限，探索建立合理、公正、有效的不合格黨員處置工作的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