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由錢鍾書先生的遺孀、作家楊絳所著。本書分兩個部分，一部分以“夢”的形式隱喻情感，一部分記述現實。現實部分，從1935年伉儷二人在牛津求學寫 起，一直到1998年錢鍾書去世，半個世紀的悲歡離合，最後都化作一位百歲老人對家人綿綿的思念。作者所思念的，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學者家庭，妻子楊絳、丈 夫錢鍾書、女兒錢媛，一家三口都是單純的文人，不沾是非，不涉政治，任世事浮沉，不改做人本色。但在中國20世紀風雲變幻的大背景下，“我們仨”依然飽經 戰火、疾病、政治、生死的洗禮，難以獨善其身。
在 “我們仨”中，女兒錢媛無疑是處於最中心的位置。在楊絳的眼中，女兒懂事、聰慧、好讀書，是自己“平生唯一傑作”。錢家家長(錢鍾書之父)“得意非凡”地 宣稱：“女孫健汝(錢媛)”是“吾家讀書種子也”。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可造之材”，卻多病多難，生不逢時。“上高中學時背糞桶，大學期間下鄉下廠，畢業後 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卻始終是一粒種子，只發了一點芽芽。”其間的遺憾憋悶，溢於言表。
楊絳先 生為女兒的才華惋惜，但楊絳她自身何嘗又不值得惋惜。在錢鍾書的眼中，楊絳是“最賢的妻，最才的女”，誠然也。錢鍾書雖然才華橫溢，學貫中西，但有得必有 失，於生活計，幾乎百無一用。楊絳在牛津“坐月子”時，錢鍾書不時地在家做些“壞事”，將桌布染黑了，檯燈砸了，門軸弄壞了，均束手無策，唯有苦著臉向妻 子楊絳求救。楊絳一一安慰“不打緊”。出院後，她逐一“搞定”。錢母感慨這位兒媳，“在家什麼粗活都乾，真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鍾書痴人痴福。”而這對 於一個惜時如金的學者來說，是幸也，亦或不幸也?楊絳在翻譯上的造詣頗深，她翻譯的《堂吉柯德》，至今為止依然是中譯本外國名著中的經典之作。
“我 們仨”中最“寶貝”的自然是錢鍾書。錢鍾書是一個純粹得近乎單純的文人，他將畢生精力都投入到學術事業中。中國的文人，不論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在幾千年 的政治文化薰陶下，無非分兩種，一種當了官的，一種是想當官而不得的。即使隱士如陶淵明者，早年的願望也是“大濟蒼生”，他幾次掛冠而去，均是迫於無奈， 不是因為嫌官小，就是因為不“合群”。而錢鍾書卻是一條漏網之魚，是一眾鴨棚中誕出來的一隻天鵝蛋，是文人中的“病梅”，異類中的異類，幾千年以來，僅此 一枚。朱家驊許他一個聯合國科教文衛的職位，他辭謝了;晚宴要和“極峰”(蔣介石)握手，他趁早溜回來了;收到國宴的請帖，他請病假;即使是社科院文學所 的一個顧問銜，他也力辭得免。
錢 鍾書一生所愛，唯有他的書、他的家。在書里，他是學問的寵兒;在家中，他是精神的領袖。這兩個地方，自由、美好、安全，符合他全部的慧心與童心。他或許會 以為，這兩個地方都如英國哲學家洛克所說，“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可這句話顯然不符合中國國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家無四鄰，獨坐一園 春”終究只是古代文人的美好奢望。1966年，錢鍾書和楊絳都被革命民眾“揪出”，成了“牛鬼蛇神”，被批鬥，被“洗澡”，楊絳還被人剃成了“陰陽頭”， 苦不堪言。他們憑藉平和的心態以及對學問的執著，挺了過去。但是，女兒錢媛的丈夫王德一卻因不堪受辱，憤而自殺。
“世 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90年代中期，病床上的“我們仨”開始分頭寫作各自的《我們仨》。不久，錢媛病逝，次年歲末，錢鍾書亦離世。“剩下的這 一個我，再也找不到他們了。”此中辛酸，難以向人道也。四年後，唯一完本的是楊絳版的《我們仨》，此時楊絳已是九二高齡。書中，一個個殘碎的夢境，一件件 細碎的小事，在黑白間雜的夜幕下，如一粒粒星辰，以愛作線串起，熠熠生輝。
無論悲歡離合，家庭都是人生最後、最好的庇護所。如果你愛家，就讀一讀《我們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