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收入作者1919年到1921年之間的主要詩作，連同序詩共57篇，多為詩人留學日本時所作。其中代表詩篇有《鳳凰涅磐》、《女神之再生》、《爐中煤》、《日出》、《筆立山頭展望》、《地球，我的母親》、《天狗》、《晨安》、《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在詩歌形式上，突破了舊式詩歌的束縛，創造了雄渾奔放的自由詩體，為“五四”以後自由詩的發展開拓了新的天地，成為我國新詩的奠基之作。可惜後來的女神不再重生，鳳凰不再涅槃。
讀郭沫若之詩集《女神》，想其在1949年之後的一舉一動，《女神》時的浪漫大膽、熱烈與自由在其身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墮落之快，如乘神七。
晚期郭沫若的詩篇已成為政治的圖解，不但毫無詩意，而且多吹捧與諛辭，這種翻天覆地的大變化令人震驚亦令人深思。“特立獨行”、“淡泊明志”等知識分子的傳統風流在1949年之後已成文化之恐龍。一切讓人懷念的人格風骨都隨著改朝換代的新社會逝去了。不過細讀文本，發現1949年之後的郭沫若在早期的《女神》詩篇里仍有其發展脈絡，倒不是憑空變形。不過，一切被放大到極致，看他晚年詩歌，真真是不忍入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