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問責制體現了權力制衡的法治精神
現代法治社會，必須是權力制衡的社會，而權力制衡的關鍵則在於實現對公權力的有效控制，讓其發揮為人民服務的功能。歷史經驗表明，對公權力進行有效控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自律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必須確立法律超越公權力的至上地位，通過科學合理的法律制度才能真正實現權力的制衡，問責制正是實現權力制衡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稅收管理權和徵收權作為國家公權力的一部分，也只有在問責制的監督下，才能不致誤入歧途，而真正發揮維護社會經濟秩序、調節經濟的作用。
三、切實推進地稅部門問責制的建立
美國行政學者庫珀認為，在公共組織中，保持負責任的行為有兩種方法：內部控制和外部控制，表現為制度規制與倫理自覺。在我國，現代法治意義上的問責制剛剛起步，尚在探索中，無論理論準備、制度建設、實踐經驗積累還是文化條件的支持都存在許多不
足，有待進一步完善。作為地稅部門，要建立起真正的問責制並落到實處，也應著力從這兩方面入手，即既注重加強法律制度建設，也不忽視倫理道德的功能。
（一）從制度層面上，加強剛性的問責法律制度建設，保障問責的制度化
一是建立以“職權法定”為核心的問責範圍衡量制度。作為地稅部門，一方面必須認真梳理本部門的法定職責，並以此為標準，制定科學合理的問責範圍衡量制度，把職責缺位和越位的違法行政行為準確納入到問責範圍中來，做到既不問不該問之責，也不漏問該問之責；另一方面還必須對地稅部門內部不同崗位之間的職責進行嚴格劃分，完善相應的崗位責任制，積極探索格線化管理等個人責任制，防止一旦出現問責事由，相互推諉、扯皮的情況。
二是建立以“權責統一”為核心的問責懲罰規則體系。成熟的問責制度體系，還必須根據“權責統一”的原則嚴格劃分問責後果，對出現什麼樣的後果要追究責任，不同的過錯分別對應什麼責任，不同的過錯程度分別對應哪個層級的責任人等作出明確的規定。只有這一切成為穩定、必然的制度，才能給官員確定的預期，才符合公平正義的法治精神。而且，沒有明確責任規定的問責制一旦被濫用，它既可能淪為打擊異己或維護長官權勢的工具，出現無錯擔責、輕責重罰的現象，也可能成為“官官相護”、“長官呵護”的手段，出現有錯無責、重責輕罰的現象。作為地稅部門而言，近年來也相繼出台“十條禁令”、“稅收行政執法責任制”等制度，但這些制度大多是粗線條的。如何使這些文字制度落到實處，是必須在深化法治地稅建設中重點考慮的。
三是建立以“還權於民”為核心的民意問責渠道機制。，地稅部門在建立和完善問責制時，一方面必須通過制定科學的制度，順暢民意表達的渠道，積極建立接受人大、政協等民意代表機構的質詢、評議機制，傾聽民意；另一方面還必須通過制定科學的制度，順暢民意知情的渠道，進一步完善政務公開制度，積極推進政務、黨務、局務公開工作。有必要進一步加強行風監督員隊伍建設，主動邀請地方紀委、新聞媒體隨同地稅一起執法。這樣，既可以保證問責的公正性，也可防止因信息掌握不全面而出現輿論妄加猜測、民意誤判的“執法暴力”現象。
（二）從價值層面上，加強柔性的問責倫理道德建設，提高問責的實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