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農民報記者，一定要愛農民、心中想著農民，如果沒有對農民深切的愛，沒有腳踏實地為農民服務的作風，就難以寫出農民喜聞樂見的新聞。那是XX年春天，滄州市吳橋縣楊家寺鄉時莊農民蔡玉章反映說，他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曾在北京修建民族文化宮，後來回響國家號召，自願精簡回家。1983年，他聽說政府開始發退職救濟金，可他從沒有領過。接到反映後，我的腦海中產生這樣的問號，財政是否發過退職救濟金？是不是被人冒領了？在楊家寺鄉民政所採訪時了解到，救濟金髮放表上有“蔡玉章”的名字，一直以來，該款項都被“蔡玉璋”領走了，所里沒有“滯留”救濟金。該所長稱：“我當民政所長才幾年，從我的印象中，好象‘蔡玉璋’的親友每年都拿著手章來領款，但沒見過蔡玉璋本人。”
至此，更多的問號出現了。領款人蔡玉璋是否確有其人？誰替蔡玉璋領了救濟金？蔡玉璋與反映問題的蔡玉章是不是一回事？經核實公安人口信息檔案，發現吳橋縣范屯鄉東徐莊也有一個叫蔡玉璋的人，這個蔡玉璋跟反映問題的蔡玉章相距40華里，且南北相隔，遙遙相對。於是，我立即趕赴東徐莊，見到了另一位蔡玉璋，蔡玉璋表示“絕對沒有領過救濟金！沒到北京參加過人民英雄紀念碑勞動，也不認識時莊那個叫蔡玉章”。
兩個蔡玉璋（章）都沒有領取救濟金，這筆錢是誰冒領了？我隨即把目光轉向操辦救濟金的原財政所負責人身上。經過深入採訪了解到，原民政所長利用多種關係拿到東徐莊蔡玉璋的戶口簿，私刻了蔡玉璋的私人印章，以東徐莊蔡玉璋的身份冒領時莊蔡玉章的救濟金20多年，XX年3月15日的調查報告《救濟金被冒領之謎》揭開了塵封20多年的冒領之謎。事後，曾有人問我採訪此事的體會，我說：“生活中的許多現象會有很多的問號，只要你沉下去認真調查，把心中的問號拉直了就成了新聞。”
還有這樣一個案例。XX年3月，衡水市故城縣沙窩村農民給報社寄來一封求救信，稱“XX年春天，縣生產公司趙某來該村賣複合肥。農民將複合肥施到地里後，棉花苗出現早衰現象 。後經了解發現，農民買的是偽劣產品，賣複合肥的趙某被查處，工商局責令趙某退回差價款。可事情過去一年了，趙某從沒有來過俺村，請報社幫助討回公道？”這是求救信的部分內容。為表明求救信“千真萬確”，在信件上附帶了3份證據材料，一是山東德州市質監所出具的“該產品不合格”的檢驗報告複印件；二是故城縣工商局對趙某下達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複印件；三是趙某賣複合肥時的保證書，寫著“如有質量問題，甘願受罰”。民眾來信、檢驗報告、處罰決定書可以說“三證俱全”。
在故城，我從南往北走訪了4個鄉鎮的4個村莊，聽到的反映都是“棉花減產，趙某沒有賠償”，按說，將上述採訪內容串聯起來，組合成一篇稿件就可以交差了。但是，採訪中產生的“？”使我感覺到農民“因假肥而索賠”僅僅是表面現象，問題的本質卻隱藏在現象的背後，採訪中我發現的疑問是：（1）4個村莊的農民都有同樣的“檢驗報告”和“處罰決定書”複印件，是巧合還是有備而來？（2）反映問題的材料均為列印件，語句、內容完全相同，只是末尾簽名有區別，是否有人惡意串聯、藉機“炒作”？（3）個別農民接受採訪時說“其實，化肥質量與別的肥料沒啥差別，見到工商局的處罰決定書後，聽說簽名找銷售商能要回差價款，就在反映信上籤了名”。由此可見，少數農民並非為“假”而上訪，而是為錢所動。（4）還有一些農民對索賠的事蒙在鼓裡，只是聽人說簽名就能領差價款，便順水推舟簽了名字，並不清楚是咋回事。
冷靜思考了一周之後，我再度趕赴故城縣採訪。這一次，我突然襲擊，事先沒跟反映問題的農民聯繫，直接採訪經銷商趙某。讓我意料之外的是，面對採訪，70多歲的趙某痛哭流涕，大呼冤枉，沒有一點央求“照顧照顧”的意思。這就奇怪了，一樁假肥案為何冒出兩個喊冤叫屈的，誰是真正的冤家？為了證明自己的“無辜”，趙某從抽屜里拿出兩份檢驗報告，正是這兩份報告讓我的報導角度產生180度的大轉彎，最終發現了現象背後的事實。
原來，沙窩村農民給報社寄的“檢驗報告”、“處罰決定書”複印件均為冒牌貨。記者趕赴德州市質監所調閱了存檔的報告原件，經仔細比對，發現趙某保存的“檢驗報告”是“真品”。故城縣工商局為什麼要偽造假檢驗報告？假報告是怎樣“飛”到各村的？經過深入採訪，新聞背後的故事漸漸浮出水面：該縣一農資經營戶與趙某是競爭對手，XX年秋季因售假被媒體曝光，便懷疑趙某暗中添亂,伺機報復。XX年春季，當趙某因故被工商機關處罰後，該農資經營戶串通個別工商幹部偽造了兩份假檢驗報告，將“髒”栽到了趙某門市銷售的某著名品牌的複合肥上，藉機詆毀該複合肥的聲譽。拿到偽造的檢驗報告後，該農資經營戶複印了一批，並在某品牌複合肥暢銷的村莊散發，使農民對該複合肥產生懷疑，導致向趙某索賠以及向媒體投訴的事情發生。摸清了假報告出籠的前前後後,新聞調查《檢驗報告撲朔迷離 工商扮演何等角色》還原了事實真相，也給不法經銷商和違紀執法人員敲響了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