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孕情監測存在漏洞。存在一年有效孕情監測不足2次、甚至請人頂替、開具假孕檢證明的現象，部分地方孕情監測手段落後，運用原始的手工方式進行孕情監測，少數工作人員責任心不強或技術水平較低，造成有孕查不出的現象，不能很好的把問題解決在初期妊娠階段。416例違法生育中一年不足2次有效孕撿的358例，占86.06％，孕檢請人頂替的16例，開假孕撿證明的20例，有孕沒查出的2例。
三是技術服務質量不過關，補救措施落實不到位，帶環懷孕、脫環懷孕、扎後復孕的現象依然存在。416例違法生育中，帶環懷孕、脫環懷孕、扎後復孕，藥具失敗懷孕的分別占違法生育的7.69％，30.77％、1.70％和7.45％。
四是指導、督促落實避孕節育措施不到位。416例違法生育中有78例是無措施懷孕生育的，占違法生育的18.75％。其中，生育二孩的夫婦有38例無措施，占違法生育二孩的10.83％，生育多孩的夫婦有22例無措施，占違法生育多孩的52.38％。
2．孕期管理和服務不到位。對違法懷孕對象督促落實補救措施不到位，416例違法生育中，有49.52％的對象沒有鄉村幹部上門督促落實補救措施，有337例沒有依法徵收終上妊娠保證金，有12例徵收了終止妊娠保證金後不聞不問，聽之任之。
(四)動態的人群與靜態的管理之間的矛盾
現居地管理為主的流動人口管理格局沒有真正形成，流動人口的計畫生育管理服務依然是一個“真空”。從違法生育的地點看，在戶籍地生育的僅37例，只占違法生育的8.89％，90％以上的違法生育發生在外地，其中以在外省生育的居多，占56.49％．這些違法生育的人群之所以選擇到外地生育，就是因為存在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上的“真空”，這個“真空”能夠達到其違法生育的目的。儘管國家出台了流動人口管理辦法，明確了戶籍地與現居地共同管理，現居地為主的流動人口管理體制，但缺乏具體的操作細則，現居地由於流入育齡人群居住、從業的不固定性，分布的廣泛性等客觀因素以及對流動人口計畫生育管理權利與義務的紛爭，職責與經費劃分不明晰等主觀因素，致使流入人口計畫生育管理與服務的斷層。戶籍地由於流出育齡人群去無定向、來無蹤影的盲流等客觀因素和主動與現居地的聯絡溝通的主管因素導致跟蹤管理不到位。同時隨著企事業單位的改制和職能轉變，其社會職能減弱，甚至不再承擔社會職能，為流動人口的計畫生育管理帶來了新的難題。
(五)依法維權與依法處置的矛盾
由於當前我省廣大農村經濟欠發達，《條例》規定的利益導向機制和社會保障機制以及規定的優惠和獎勵措施難以落實到位，導致實行計畫生育的民眾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如獨生子女保健費，入托、入學、就業、就醫等優惠政策更難以落實，多分責任田土又已失去了激勵作用。
另一方面，由於農村民眾的法制意識淡薄和違法生育對象本身的經濟狀況差，違法生育的處罰也很難落實到位，起不到應有的懲戒和警示作用。調查表明，我省農村地區普遍存在社會撫養費征繳到位難的問題，從416例違法生育家庭的經濟狀況看，84.38％的家庭的經濟狀況在當地處於中下水平，23％的家庭處於最差經濟狀態，本身沒有支付能力。二是社會撫養費征繳的力度不夠，法院強制執行的執行成本高，計畫生育案件執行標的小，不願執行或難以執行，大多申請強制執行的案件在法院“執而不行”。據我市荷塘區關於社會撫養費征繳情況的調查結果，該區1998年至2002年5月，全區社會撫養費徵收到位率僅29.6％，農村更低、只有l4.32％。